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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宜录取”


从一九五八年废除高考的八年间,高校招生取决于政审结论。

        政审结论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重点院校);可录取一般专业(普通本科);降格录取;不宜录取。

        因此考生能否录取,录取哪类学校高考前便已内定。多少优秀学子被扼杀于未成材之时,如扬花灌浆的稻秧遭遇六月飞雪。

        蒋乐生家住牌楼公社牌楼大队。外调函复中大队支部这样写道:

        父亲蒋庆余系反动富农分子。土改时向工作队行贿,破坏统购统销,私藏地契妄想变天,被大队群众专政指挥部多次揪斗。

        支书徐其虎签名,并写下指甲大小、歪七扭八的八个字:坚决不同意上大学。

        家庭成分决定政审结论。负责外调的校团委书记陆新明很震惊——光富农成分已够受,加上罪恶累累的反动父亲,蒋乐生无疑归入第四类!

        陆书记对蒋乐生并不陌生。妻子武小英担任(一)班班主任,逢学期末他总会帮忙誊写学生成绩报告单。蒋乐生功课门门优秀,总分始终居前三名,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妻子告诉他“这孩子很聪明,学习非常刻苦,在我们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家境最差成绩最好。只可惜——”妻子不无惋惜地说:“成分不好,哎——!”

        一个“哎”字余味无穷。

        于是他留意并认识了蒋乐生——矮矮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常穿一身带补丁衣服。血气不足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怯生生的,像四五年级的小学生。

        陆新明推敲外调表不禁疑窦丛生:蒋父既有如此严重问题,按当时的形势早该法办,为何仅群众专政揪斗了事?政府部门有什么结论?函调并不要求对录取发表意见,大队支书为何特意提出“坚决不同意上大学”?

        陆新明把疑虑向许校长作了汇报,为防止偏差拟实地外调。许元绍沉吟半晌说:你分析得不无道理,可以再去大队争取一下。但我提醒你老陆,政审依靠当地组织,我们只认公章说话,少惹麻烦不犯错误。

        第二天一早,陆新明和助手小洪骑自行车下了乡。计划先去牌楼大队,必要时再到公社进一步核实。

        一九六零年农村元气大伤,一派萧条肃杀景象。百姓陷入饥馑之中,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眼下“芒种”季节,正当水稻扬花玉米吐缨时,沿途的庄稼就象它们主人一样,病恹恹又黄又瘦。烈日下旷野上,三五人群无精打采劳作,不见了跃进年代红旗招展号子震天的火热。端午前后本该粽子飘香,但河坎上苇叶无人采摘——没有糯米拿什么裹粽子?

        村子里死气沉沉,没有欢声笑语,不闻鸡鸣犬吠。公共食堂烟囱不再冒烟。人们为充饥挖净了野菜掏空了“观音土”。榆树被剥净了皮,白森森骨架发出瘆人的光。惟有村口那棵一百多年树龄、据说常显灵的老榆树,树顶尚存几绺稀疏的绿叶——乡亲邻里不敢也不舍得转圈剥光它皮,老树神得以苟活不死。一列队伍披麻戴孝,嘤嘤哭泣出了村,送哪个饿死鬼去了另一个世界?

        牌楼大队办公室是土改时没收的一家地主宅院,毗邻小学校操场。六间青砖小瓦屋排成倒“l”形:朝南的四间正房做办公室会议室,朝东的两间厨房牛屋作干部值班宿舍,它们与南面毛竹编的篱笆墙和东面的土墙门斗围成个小院落。这里先后挂过的牌子有:农民协会、村公所、村政府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今两块木牌:右首“牌楼人民公社牌楼大队”,左边“牌楼大队民兵连”。

        天气闷热。陆新明和小洪汗流夹背,在门外荫凉处下了车。门斗里不断传出“将”的叫喊和棋子落地“啪”“啪”声。爬满丝瓜秧的凉棚下,八仙桌旁边两个人厮杀正欢:脸朝北这位刀条脸,下巴有条寸把长的疤,腕上戴着当时罕见的手表,白背心黄短裤趿拉木拖板,一脚着地另一只踩凳子上;脸朝南的人分头长发,脖颈长长细细的,光着上身,肉乎乎看不出肋条。他同样有凳不坐,手撑八仙桌身子前倾站立,看不见下身和脚。地上有吃剩的黄瓜蒂,几只苍蝇在上面打架。

        一局结束,分头长发举起双拳欢呼:“我又赢了!”如同进了球的足球队员兴奋。

        “滚,老子不跟你下了!悔棋算什么本事。”刀条脸涨得通红,双手愤然一推,棋子骨碌碌滚落一地。

        分头长发忙拔出香烟,划火先给“老子”点燃,然后弯下腰捡拾棋子。直到此刻他们才发现观棋不语的来客。听来人说要找大队领导,分头长发指着刀条脸说:巧了,这就是我们大队支书兼大队长徐其虎同志。我叫王怀兵,支委副大队长。

        陆新明跟他们握手,不无庆幸地说:真的来巧了。

        院子里有口水井,旁边放着水桶脸盆。小洪打来水想洗把脸,王怀兵忙不迭说我来我来,进屋拿来一条半新不旧的毛巾,又从黄瓜架上摘下两根黄瓜,放水桶洗洗递给客人:吃根黄瓜吧,我们大队领导自己种的。

        陆新明出示介绍信,告知为核实蒋乐生外调材料而来,徐其虎一听马上沉下脸,用矜持的口气反问:不相信我们的回复?要不然核实什么?

        陆新明从文件包里取出外调表说:徐支书请不要误解。我们本着认真负责态度,希望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蒋乐生父亲的问题非常严重,它的起因、经过、结果,政府部门作出什么结论。。。。。。

        徐其虎听得不耐烦,不等说完便打断来客的话:你意思就你们学校认真,我们大队不负责任?我们泥腿子只晓得种田,不懂外调什么来龙去脉,也没有闲功夫听你上课!你说说吧,想核实什么,一?二?三?

        小洪被徐其虎的傲慢激怒了,正待发作,陆新明拿膝盖碰碰他。

        陆书记翻开外调表,语气平和地说:“土改中企图行贿腐蚀干部”是破坏运动的犯罪行为,他行贿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仅仅游斗就算了?

        王怀兵抢过话:当时徐支书是土改工作队长,蒋庆余送他金银首饰,无非不要划他家富农成分,被徐支书严词拒绝。

        小洪追问:后来对蒋庆余怎样处理的?

        徐其虎给自己点枝烟定定神说:行贿的东西不多,游斗三天认罪态度好,达到杀鸡吓猴效果就拉倒了。当然这事性质很严重。

        陆新明沉吟片刻又问:破坏统购统销又怎么回事?

        又是王怀兵抢答:蒋庆余串通几户地主富农,不接受分派他们卖余粮任务,煽动说‘国家叫卖余粮没让卖口粮’。富农陆疤眼自杀威胁干部,害得徐支书背了黑锅。

        徐其虎瞪了他一眼。王怀兵意识到自己多言有失,佯装咳嗽起来。

        徐其虎叹口气:我们基层干部奋战在阶级斗争第一线,难哪!蒋庆余埋藏田契想复辟,县报作为反面典型登出来,号召贫下中农擦亮眼睛,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大队‘群专指’把他揪出来批斗,本该报捕法办,公社书记却不同意。

        陆新明和小洪倍感诧异,齐声问:那是为什么?

        徐其虎阴阳怪气地说:右倾呗!大名鼎鼎的书记马祥瑞,后来不是撤职了吗!

        小洪“哦”了声,似乎恍然大悟自语道:右倾与富农合穿条裤子。

        陆新明追问:马书记撤了职,蒋庆余的问题应该继续追究嘛。

        徐其虎恨恨骂道:追究个屁!蒋庆余从强劳队放回家,病死病活的一年多,接到你们函调那天死掉了!这样吧陆老师,牌楼大队三名支委今天两个在这,你不信直接去公社党委了解。但本人严重声明,大队支部的态度很明确:蒋庆余反动透顶,坚决不同意他儿子上大学!什么种出什么苗,什么葫芦开什么瓢,他虽然死了,我们对他的仇恨没有完。这是全体贫下中农的一致呼声!

        徐其虎上牙紧咬下唇,刀条脸上两只眼睛锥子一般,在来客脸上放肆地盯来盯去。他站起身,手一伸作出送客的姿态。王怀兵抹一抹分头长发,满脸堆笑说客气话:食堂散了,让二位老师空肚子走,不好意思!

        陆新明和小洪无奈,只得骑车赶往公社。途经一家小面馆,三两粮票一毛钱的阳春面各买一碗。正要吃,进来个又黄又瘦的女人,怀抱周岁左右婴儿。孩子的眼睛半睁半闭,细细脖颈骨瘦如柴,脑袋耷拉在母亲臂弯直摇晃。女人的手指像鸡爪,端着搪瓷碗凄凄地说:同志行行好,娃两天没吃东西,快饿死了。赏口吃的吧!

        陆新明看着可怜,问小洪还有粮票吗?小洪说剩最后一斤。他从口袋摸出一元钱,接过小洪递来的粮票卷在一起,塞进女人手指缝。就在女人接过钱和粮票磕头谢恩、陆新明小洪弯腰去扶的一霎那,冲上两个十来岁脏兮兮的孩子,端起桌上两碗面条,用手捞起面条往嘴里猛塞,噎得直翻白眼,腮帮子鼓得象皮球。斜刺里又冲出三个年纪更小的,踮起脚跟夺碗碗已空了。五个孩子又踢又骂扭作一团,面馆服务员举起笤帚把他们轰了出去。骂道:这帮饿死鬼象狼,赶都赶不走。

        陆新明和小洪摇摇头相视苦笑。没有粮票,只好空着肚子推车走进公社。

        公社大院也是一团死寂,蝉儿在树顶叫得人心烦。个个办公室关着门,只有东头那间门虚掩着,留巴掌宽一道缝。办公桌前竹椅上,有位五十来岁戴黑框眼镜的小老头,手捧报纸头一点一点地打瞌睡。电话铃响起,小老头被惊醒了,扔下报纸去接电话:喂,你哪里啊?我是王秘书,哦,你好你好。你找林书记?林书记不在,谁?都下去了,到各大队检查工作。就我一人值班。好吧,一定转告。再见!

        二人进了门,王秘书从隔壁房间拖来两把椅子,拎起热水瓶倒给两杯温吞水,难为情地说:没有茶叶,喝杯白开水吧。

        秘书素称公社三把手,书记社长不在可以当家。王秘书戴上老花镜,接过陆新明递上的外调表看了看,肯定地说:这章是我盖的。牌楼大队王会计的字,其虎同志亲笔签名。——全公社十个大队支书的签名我全熟,错不了。

        当时生产大队不设公章,对外文书一律由大队支书签名,公社加盖印章。

        陆新明忙说:王秘书,我们来不为核实这个。外调表回复蒋庆余所有问题性质都很严重,按理早该法办,为什么没有政府部门结论?

        王秘书这才明白,来人想调查一个死去的富农分子过往政治运动中问题是否属实。他面有难色地说:哎呀呀陆老师,这些事发生在下面,公社哪掌握实情?问题年代多很复杂,想弄个水落石出必须成立专案组,向大队生产队领导和知情群众调查了解,向原来的公社负责人核实,必要时还须与当事人本人对证。

        见陆书记若有所思,王秘书进一步开导:你们是不是去过大队?公社原来的马书记听说过吧,调走了,走得很不开心,现在找他重提旧事,岂不自讨没趣?后来的公社领导谁愿管这麻烦事?当事人蒋庆余死了,人死了不会说话。再说即便不死又能怎样?听他的?还是听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的?时过境迁谁说得请啊?说老实话我是没有胆量,也没有精力捅这马蜂窝。饭都吃不饱,这不没事找事吗?

        王秘书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见陆新明和小洪听得认真,他眼里闪着狡黠的光:我当秘书十多年,我的原则谁做的事谁担当。大队支书签字我章照盖不误,我只负责辨别这字是不是他签的,别的管得了吗?全公社大队支书数其虎同志资格老,军区小队的。这个同志优点斗争性强。印象中统购统销卖余粮搞过火受点处分,但不久就恢复了职务。。。。。。索性不瞒你说,那天他们大队会计来盖章,我倒觉得最后签的那句“坚决不同意上大学”欠妥,老子归老子儿子归儿子,真按这话办,这孩子前程就毁了,丧天害理啊!我到隔壁请示新来的林书记,林书记考虑足有五分钟,末了敲敲桌子说“尊重基层意见,盖了吧。”

        陆新明听得很专心。王秘书说徐其虎统购统销受点处分,与王怀兵讲的富农自杀威胁干部、致使徐其虎背黑锅对上号了。但与蒋庆余有无联系、有何联系仍是不解之谜。至于更复杂的问题私藏地契、群众专政指挥部揪斗问谁去?谁说得清?想起临下乡前许校长交代他“依靠当地组织、只认那颗公章说话,少惹麻烦不犯错误”的话,满腔的热血凉了下来。

        王秘书叉开五指,梳梳所剩无几的秃发说:这样好吧陆老师,我不叫二位白来,再在表上注明一下,你们回去好交代。说完在外调表下方空隙处添一行漂亮的行楷:徐其虎同志系我公社牌楼大队党支部书记,1960.6.15。又盖了枚公社印章。

        返校的路上二人不再说话,只听肚子里咕噜咕噜叫。

        蒋乐生矮矮的个子,瘦削的身材,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反复浮现在陆新明眼前。他鼻子发酸,胸口憋的慌。

        这一届毕业生最终政审结论,十九人“降格”,四人“不宜录取”。这“不宜”二字看似温柔,威力堪比杀人布告上红钩钩!当年政策炮制者文字功夫煞是了得。

        以“江中”为样本推算,全国被“降格”的倒霉蛋和“不宜”的倒霉鬼超过五万,占全部考生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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