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我？》——朱迪福斯特对里根遇刺

《出租车司机》有多大的魅力？朱迪·福斯特又有多大的魅力？或许魅力无法形容，她就像魔箭一般能射穿他人的心。

        1981年，美利坚又一位总统遇刺——老美但凡聪明点的总统几乎都死在了自己人手里，大概这位演员出身的总统还不够聪明吧，他幸运的活了下来——朱迪·福斯特的最疯狂的粉丝约翰·辛克利，在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饭店外伏击了刚刚就任的罗纳德·里根，而他的所作所为竟只是为了引起他爱恋到几欲疯狂的女明星的注意。

        这个女明星，就是朱迪·福斯特。

        或许，约翰·辛克利认为只有这样的牺牲和奉献，才足以吸引心中女神的一次回眸。但他所无法预料的结果是，全世界并不曾因他的精神病史而选择忘记这场荒唐的刺杀，反而把无辜的朱迪推倒了谴责的风口浪尖。

        当时，朱迪正在耶鲁大学埋头读书，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她感到分外迷茫，被怀疑，被诘问，被隔离，被疏远，fbi的询问调查，以及来自整个社会的偏见和苛责，风波连绵数月不熄，令朱迪的心情痛苦不堪，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最后，她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是我？》作为她唯一的表白，此后，她选择了沉默，沉默了整整十六年。

        咱英语水平有限，连蒙带猜外加翻译器才弄了这些，其中有些段落实在翻译不出来，只好省略了。

        下面是《为什么是我？》的正文。

        1980年的夏天，我一边计划着我的未来一边继续着我的生活，我盘算着如何进入常春藤联合会这样的上层妇女组织，我买了一大堆e牌（好像是鳄鱼商标的那个法国品牌？）的衣服，每天早晨都举哑铃，下午则去打网球。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社交型的女孩子，待人友好又广受欢迎，关键的一点是，我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能得到承认。

        我至今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三个月以上，没有和同龄的人建立起稳固的友谊。我只有一个童年的玩伴--克拉·利萨。她也是的行踪不定的人，也许她在巴黎，或者在塔希提，或者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

        耶鲁与众不同，我希望在那里得到认可。我参加了所有的新生活动，让大家觉得我很平常，和他们一样。但是几个星期过去，我发现我不能。我要应酬制片商，要联系经纪人，要摆好了姿势让摄影师拍照。直到至少两年以后，我才发现特殊一点没什么不好，甚至还不错。

        其实被别人理解并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能说朱迪·福斯特这样的女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个……）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的职业生涯。我喜欢学校。我希望能永远呆在耶鲁，和大家一起，写作业，读死了好久的人的故事，会心地微笑。

        重新回到那种天天化妆，被别人称为福斯特小姐的日子让我觉得陌生又不自然，。我不想再回那些家里、经纪人、制片人打来的电话，这些只能说明我仍然依赖着他们，仍然需要他们的承认，我那么做也许只是在自欺欺人。

        事实上，我的确觉得我是在自欺欺人，哪怕是在耶鲁，我也没有摆脱过演出。

        至今我仍对我在耶鲁继续演出的决定惊讶不已，戏剧简直要把我烦死，而我对它一无所知，但是我的一个好友是这出戏的导演，我很多伙伴也在戏中扮演了角色。我想我是为了一个错误的理由在演戏。

        很简单，我想让观众、演员和我的同伴们喜欢我。

        然后就是那个雾蒙蒙的星期一的下午，我和我的密友（这时就是拉拉了？）正手拉着手在校园里漫步，一个人冲我们叫道：“嘿！听说了吗？里根遇刺了。”

        我们继续走着，在晚饭时几乎每个人都问我是否知道总统的情况，然而我的收音机三个月前就报销了，直到傍晚都没有人告诉我是谁要刺杀总统。

        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晃回了寝室。在我还没把钥匙插进要是孔之前，我的室友已经开了门。

        “约翰！”这时她说的第一句话。

        “哪个约翰？”我当时有点蒙。

        “约翰·辛克利。”

        “他怎么了？又给我写信了？”

        “他刺杀总统，新闻都播了。”

        “怎么可能！你在说梦话吧。”

        然后电话铃响了，我接起了它，是我的导师打来的，他告诉我在被捕的人的身上发现了我的照片和地址，我感到泪眼模糊，我开始颤抖，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我失去了控制，我必须尽快到导师的办公室去会见联邦调查局的人。

        我冲到一个朋友那里，我等她走出淋浴房时，一起喝了会儿啤酒，试图证明给我自己看我能应付这一切，我笑着，开着玩笑，就像一个不错的演员。

        我的朋友把我拉进宿舍，看了我一眼，关上门，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开始哭，然后，带着眼泪，我大笑起来，我停不下来。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太奇特了，太痛苦了。她一定以为我发疯了。

        我笑得奇怪而又虚伪，但我无法控制。我实在无法控制。我在这大笑中抽搐，我受了伤害。我不再去想什么总统，什么肇事者，什么刺杀案，什么新闻界。我只为我自己哭泣。我，这个无辜的牺牲品。最终付出最大代价的只能是我。

        它给我带来的伤害永远不会消退。我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它。以往，母亲的一个轻吻和一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慰总能为我抚平伤口。但是这次不会。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不会的！！

        但我已没有时间去体会这些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秘密要保守。我想变得强硬，像牛仔。没人要求我这样，但是我要展示给他们（天晓得是谁）看：我很坚强。我要让他们看到，朱迪是如此镇定，如此擅于控制局面，没有什么能把她击垮。

        我坚信这一点，我的潜意识也在给自己鼓劲。事实上，在一切支离破碎的关键时候，你往往能储存起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力量，就像那些奇迹般的母亲从两吨重的卡车下把她们的孩子救出来一样。

        在人类社会，求生的力量超过了任何其他的情感。

        耶鲁不会放弃它的任何一个孩子，那些拥有法学学位的耶鲁前辈被叫来指导我的行动，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这些学术界的大人物一下子降格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满纸术语的打印好的讲稿了，我们不得不拿起一些零碎的纸片去行动，我开始拼命打电话，打给律师、fbi那些或许有处理这类事件经验的人。

        他们各自给我不同的建议，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事情泄露得如此之快一至于报社知道的内幕比我们任何人都多。我买了一分地方报纸以便了解更多的细节。于是我接触到了也许是我最害怕的东西——媒体对我的攻击——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标题，并蜂拥到学校里抢我的花边新闻，我无力保护自己。

        我违背联邦官员的意愿，草拟了一份陈述稿，组织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但是我很快就希望它早早结束。因为我的出席完全是多余的，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新闻，仅仅是希望得到我的照片以配上一段说明文字。

        我不能不感到我被这些别着麦克风的人们欺骗了。突然之间这些人拥有了摧毁我的生活的权力，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我曾被告知，公众人物就是这样的。但有趣的是，这些拿者闪光灯、拍纸簿、摄象机的人居然也害怕了。

        他们在极力掩饰他们的害怕、敬畏，和歉疚。当我看者他们在我跟前聚集时，我知道我以后就是要和这些家伙打交道了；当我看着他们安静而庄重地等待我的陈述是，我知道再次扮演牛仔的时候到了。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能打断我的生活，如果他们想看到一个软弱的我，我不会让他们满意。

        也许只有我才知道事实上有两个朱迪·福斯特。一个总是出现在屏幕上，一头金发，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那个朱迪·福斯特。另一个却只有我才知道。她外强中干，用表面的聪明来掩饰自己。实际上，她是个跛子，毫无自信，是一个脆弱而疏远的存在。

        我回到课堂，笑着和别人开玩笑，让所有人都感到快乐。我试图不去承认，我已注意到了一些变化。我似乎成了一个归来的战斗英雄，但我不想得到他们的敬畏。我不想成为政治人物，不想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所以我缩小了我的交际范围，只同我的男友（原来现在还没有变成拉拉）和保镖在一起。

        我不禁自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布鲁克·谢尔德？这些问题让我觉得自己很丑恶，而我越是觉得我丑恶，我就越是难以释怀。

        事件之后，生活还要继续，我再一次登上了耶鲁的舞台，好多校警在礼堂周围保护着我，虽然一度差点崩溃，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演下去，别人可以不在乎，但有些信念我必须证明给自己看，即便那很愚蠢。

        但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走廊的公告牌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演出结束之时，就是朱迪·福斯特的死期——警察立刻冲进来检查在场的人。我觉得那样并不合适。后来发现这只是个恶毒的玩笑。一个观众在入口处被两个体育生拦住搜身，怀恨在心，搞了一个小小的报复。几个小时过去，我仍然活着，活得好好的。

        然而，演出结束几天以后，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恐吓说要杀了我。我捏住它的一个角，把它轻轻地提起来，送到警察手上。我即将去巴黎的母亲简直要疯了，她想要我和她一起离开，想要在我的身边。我告诉她她这样只能让我更紧张，那些围着我转的保镖能把我照顾得更好。

        这是我头一次遭遇死亡威胁，我不能被它弄的手忙脚乱。

        警方很快抓到了威胁我的人，想不到的是，他随身带着一般灌了铅的手枪，也曾经计划要刺杀总统。

        他在被捕时说我太漂亮了，他当初就坐在礼堂里看我演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离死亡仅十英尺之遥？离握着手枪的疯子仅十英尺？十英尺？我不能确定，但我也不在乎，我告诉自己，最艰难的时刻朱迪·福斯特都挺过来了，没有什么可以打倒她，最少表面是这样。

        但这件事还是深深震撼了我，如同一吨的钢铁从三十层楼落下一般。死亡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轻易，如此的切近。扣动扳机就像按动电视遥控器一样方便。在历史上最古怪的刺杀事件后没几天我就登台演出，我究竟要证明什么？我到底在干嘛？（这件事简直就是好莱坞电影最好的素材，等朱迪老去的那一天，说不准就会被人搬上大银幕。）

        这件事之后，我大大的改变了，至少有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开始思考死亡。一直以来，照相机闪光灯发出的光芒就像扣扳机时火药发射的火花，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人群中看着我。

        他们向我发射子弹，向我扣动扳机，他们在演习那些最基本的法律。他们没有接触到我，却成功地伤害了我。他们需要一个牺牲品，恰好我符合条件。他们可以目睹一个曾经骄傲和坚定的明星是如何陨落的，是如何在他们的进攻中屈服的。他们的话、恐吓、指控都是次要的，他们更想的是对我施加影响，要我停止扮演牛仔，他们要把我从荧幕上拉下来。（他们应该是媒体吧？）

        一些人混淆了爱情和妄想，也有一些人被那些妄想者伤害。我对此深表遗憾。

        爱情应当是神圣的，它应当融化在温柔的呼吸中，融化在迷蒙的早晨，融化在隐蔽的小道上。它是两个人思想、心灵、灵魂、肉体的撞击，它是相互的。妄想却使人痛苦，它只建立在不存在的东西上。

        约翰·辛克利最大的罪过就是混淆了爱情和妄想。他的无知只能刺激我说他错的太多。爱情是幸福的，妄想却很可怜。它是自我放纵的结果。这是我从这次事件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我将对别人声称的对我的“爱”保持警惕。（以后变成了拉拉……）

        我明白什么是爱，他们呢？我被那些精神错乱的人困扰着——如果你能接受这种说法的话。但是似乎任何一种感情的无节制的宣泄都是疯狂的。这是一个合法的辩护吗？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无罪的。

        有一天我会重新审视并深深思考这段奇特的历史，我的演艺生涯居然和政治搅和在一起。在这个由媒体控制的世界，什么都可能发生。大家都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我的伤口却还隐隐作痛。我发现我仍深陷其中，无法摆脱。也许在街上仍会有一个陌生人向我走来，问我：“你不就是那个刺杀总统的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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