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节：比较文学应该有一个比较范围

苗洪:比较文学应该有一个比较范围

      

    近日有朋友向我推荐阅读某比较文学理论家的一些关于比较专业的学术文章。当时，我特别高兴，真希望中国理论家的学术观点及学术成就能够给我带来一定程度的启蒙或参考。在该学者众多的甚至被称为思想火花的学术文章中，我随机阅读了其中的个别文章。可实际上，该学者的文章我阅读了部分章节就根本再也没有耐心继续进行。因为她根本连比较文学的概念实质都可以说没有弄明白。在她的个人理解中，似乎是比较文学是包罗万象的物质。在她的许多所谓关于比较文学的论文中，甚至将古罗马时代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文化页面相比较，然后再作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个人在原则上认定，这种比较方法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超越了我们预先设置的这个比较范围。

    但是，实际上自比较文学理论诞生伊始，就忽略了这个比较范围的设定或限制。我个人坚持认为，比较文学在这方面的失误，不应该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将文学的比较对象包罗万象的借口或根据。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就比较文学概念的比较范围问题作出一些相关的理论阐述。与此同时，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直到19世纪70年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代后（其中心在法国），这个如何界定比较文学比较范围的问题还是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当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苗洪才发现比较文学的这个失误现象。如果，比较文学的立场是随意跨界的话，很明显就只能说明比较文学是没有逻辑的学科而已。苗洪果断认为，比较文学不应该是包罗万象的学科命题。

《一》在传统既定的概念中，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它和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样，都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追溯当今比较文学发展的源流。很明显，这个比较文学中所界定的“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问”的既定解释，是后来许多比较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随意扩展比较对象的主要根据。

    而在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流派那里，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法国学派是形成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法国学派的先驱者，如基内、维尔曼和安培等人的讲座和课程，戴克斯特(J.Texte)的第一本专著《让-雅克  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为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并成为大学体制性的课程作出了很好的铺垫。这一阶段是法国学派的形成初期，它以个体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写作为特点，学派、学科意识和学术方向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巴登斯贝格曾在《比较文学杂志》中撰写了著名发刊词“比较文学的名与实”。他批判性地总结了学界的观点并提倡系统采用严密考证的方法研究外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并与阿扎尔一起推动了该学派的发展。

    在此期间，第根的经典论著《比较文学论》也全面阐述了法国学派观点，其中包括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即比较应摆脱美学的含义而取得科学的含义。他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输出者、传递者和接受者。1954年法国成立“比较文学协会”，标志法国学派的正式成立。在法国学者看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文学史的分支。作为科学的比较文学可按照文学跨国界传播的环节∶放送、传递、接受分为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三个大的范畴。法国中心论是一种固执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决定当年的法国学派从民族文学突破出去，研究了一圈后，又回到民族主义的自我满足之中，致使法国学派作为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却一度演变为比较文学进一步拓展的“障碍”。我们从法国流派的演变中可以明确得出的结论是，从放送、传递、接受分为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三个大的范畴到民族主义的折衷过程，实际上在理论上证明了比较文学概念的非确定性。

    《二》直到美国的19世纪70年代，比较文学才开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历史。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牧师沙克福德早在1871年在康奈尔大学就作过《总体文学还是比较文学》学术报告的时期，1899年在伍德贝里倡导下，哥仑比亚大学创办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1903年《比较文学杂志》在美国问世。此后，巴尔登斯伯格和弗里德里契在1950年合编发表的《比较文学参考书目》为比较文学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学者开始在比较文学领域迈出了自己的步伐。美国学者继承了20世纪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的潮流，将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加以有效地本土化，以新批评为主导方式敞开了自己的文化立场。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更是比较文学领域的一次划时代的里程碑。韦勒克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发言，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脱离不了文学性，文学作品是差异性的有机体，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

　　1960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美国学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美国学派第一次认真对待了“比较”和“文学”。雷马克1962年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全面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他从比较文学的定义入手，指出“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的局限去研究文学，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1969年奥尔德里奇在《比较文学论文选集》中更是清晰地提出了“平行研究”的主张。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旨在打破法国学派的局限，将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艺术门类加以比较研究。然而美国学派在自身理论的建设中不够严谨周密，对研究范围的划分模糊，受形式主义影响，且过分强调“美学价值”以至将难以用美学研究方式解决的东西加以简单排斥。很明显，我们在后来客观承认美国学派在自身理论的建设中不够严谨周密，对研究范围的划分模糊，受形式主义影响，且过分强调“美学价值”的事实后，实际上所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美国比较文学流派那里，关于对美学的态度实际上与法国的“比较应摆脱美学的含义而取得科学的含义”的观点恰恰相反。

《三》而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页面则更简单更直接。任何两种以上的文学对比方针都可以被当成比较文学。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后来。理论界在总结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过程的时候这样说：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

　　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

《四》而近代关于比较的平行研究不但没有给比较文学的比较范围作出相关讨论，反而连最起码的那些理论也给省略。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似乎是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

　　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

    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

    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

《五》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与欧美研究。  传统认为，不管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由文化的异质和学者个体的局限性、狭隘的民族性，因此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始终脱离不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然而世界是一个整体，较文学领域若离开东方学者的参与研究，若忽略了非英语文化区域的文化及文学资源的渗透，那么这种研究因没有达到比较文学旨在“跨越”和“打通”的目的，而并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它的学理意义就自然值得怀疑。而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中国学派。令人费解的是，直到19世纪70年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代后（其中心在法国），这个如何界定比较文学比较范围的问题还是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1983年，在天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比较文学会议。会上，我国老一代学者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朱维之等人积极呼吁和极力主张建立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他们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扎实的实践和不断的开拓，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道路。90年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再度成为我国广大中青年比较文学学者们热议的焦点。“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不仅在西方，也包括在东方都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重估与科学认识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身文学及其文化体系，以更客观地沟通中外文学与更正确地把握其规律”。

      中国大陆学者以跨文化对话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在探讨东西方文学异质性，即特色性、独立性和话语权等层面的探讨进行问题研究，取得了异同方替换的成熟；在倡导多元互补、互为参照、互为主观、互为语境等层面展开东西方文化及文学核心范畴的追溯和对比，取得了跨文化对话的入口。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结束语：我们曾经试图在关于比较而言文学研究意义的过程中寻找关于比较文学的比较范围界定的讨论痕迹或讨论症侯，可是非常失望。当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苗洪才发现比较文学的这个失误现象。如果，比较文学的立场是随意跨界的话，很明显就只能说明比较文学是没有逻辑的学科而已。

　　而传统观念中，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

　　“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

    因此，我们从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都没有提到过关于比较文学的逻辑区间问题。它应该存在在着一个广义逻辑及狭义逻辑的关系，如果不承认比较文学的比较限制性，那么它就不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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