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关于北斗诗词《庚子战瘟神》

关于北斗诗词《庚子战瘟神》：在灾难中寻找文学艺术的美学结构  /苗洪

　

    　序言：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到来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打响了一场人民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勇斗争的战役。而这场战役的冲击不仅仅是心灵的、灵魂的、意志的，也是关于涉及到人文、伦理及价值道德观念的冲击。这场冲击波的来临，无疑已经在无形间促使我们的文学领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面对这场战役，去思考，去书写这一战役的过程及思想或人性的碰撞。这种碰撞尤其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碰撞是剧烈的，他无形间会促使我们的作家及诗人来思考及面对和平年代的人性考验和重建。疫情既是灾难，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里了重申文学理想的非理性契机。在刚刚举办的全国新春联欢晚会上，一个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作品，成为该晚会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审核的文艺节目而直接演出。  

　　而传统上在一些诗人或者说是作家那里，灾难主题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始终是被回避的创作题材，但是你的回避，并不等于就是说灾难就不存在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对灾难的回避，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文学态度，实际上也是片面的文学态度，从文学的历史角度来说，灾难成就了许多文学巨著，尤其是在诗歌领域，面对战争的伤痛、人性的挫伤、精神的分裂、价值废墟的重建，无形间使诗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灾难美学及审美体系。当然这种灾难美学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始终与他对应的还有人性博爱，还有对灾难的反思，及其再思考等，很明显北斗的这首作品，他是站在一个英雄主义的角度，来展开这场灾难思考的，这种特殊美学的建立，构建了灾难美学的新秩序。

　　一、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种思考是庄严而肃穆的，尤其是对诗歌来说，它是一种严肃的态度，也是一种探索的态度，北斗的这首作品与以往不同，我们在评论这首诗词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的是，如果采取以往的评论态度，及评论的格式，是完全行不通的策略，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评论家苗洪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并且是属于首次的挑战，因为苗洪在评论北斗以往诗歌的时候，主要是从北斗的本身的经历，及其创作心理为出发点作出评论的方针及参照。但是这首诗词不同，北斗首先选择的是以我们共同关注的这场疫情灾难为创作主体。要使这么一个几乎是属于全人类的重大主题，在诗歌中呈现，对于北斗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但是他成功了，他成功地呈现给我们一首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作品《庚子战瘟神》，并且在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这首诗词不仅在结构上气势磅礴，并在诗歌的意境上，还追求着一种强烈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并且在这个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背后，他交织的是一个，关于战胜自然灾害的，积极的态度，包括对榜样的歌颂，对于榜样的呼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北斗的这首诗词，在反映这场艳情灾难的时候，不仅仅体现的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体现了一个诗人，积极乐观的，文学主张及创作态度，而在这场疫情战斗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这种能够激励人民战胜疫情的，充满鼓励的，充满激励色彩的作品，而实际上，在这场瘟疫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注定，对我们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个新的题材，尽管这个题材的色调很凝重，也很肃穆，但是却不容回避，实际上，与北斗同期，创作类似作品的作家或诗人有很多，但是北斗的这首诗词，却明显地具有突破性和代表性，这是我们首次从文学的严肃性，来讨论及评论白斗的作品，也相信我们的各位老师，能够从北斗这次作品当中，能够见识到北斗的另一种创作风格，以另一种创作的态度及创作实力，在北斗以往的作品当中，民谣的元素非常浓厚，也有很多容易引起共鸣的东西，但是这首作品不同，他尽管也是一首同样能够引起共鸣的作品，但是却融入了许多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呢，他非常鲜明，他不仅是鲜明的创作态度，也构建了新时期，关于灾难文学审美的，理论严肃的探讨。

　　当人类面对，自身冲突，自然冲突，包括文化冲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场景当中，其中主要有两个形式，一个是书写，一个是语言，但是对于私人来说，他最初的选择，将接受到的冲突信息，用文字表达出来，而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主观的情感，包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实际上都是关乎文学创作，文学书写文学艺术的一个主要的组件，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在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他们特别注重讨论冲突与文学的关系。这个关于冲突与文学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它仅仅是一个涉及人类，面对自然冲突，自我冲突，简单的对话关系，而这个对话关系的实质，却涉及了许多，包括道德、社会，社会现状、社会议题，社会现实的，来自各基层不同侧面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最终的结果，当上升为文学主题时，我们就称作为文学的碰撞，这种碰撞它应该是连续的，是充满历史感的，是充满着记忆组合的东西，在我国这个时期，之所以出现了这么一波讨论，一个是文学准备面对现实主义，准备回到自然主义的方针上来，另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将文学回归到，面对全人类，面对每一个文学受众，而我们作家和私人的任务就是，将一系列冲突的过程，用书写的形式，由文本的形式在呈现给读者，但是这个过程呢？有时候是复杂而曲折的，

　　二、  对于我们的作家或诗人，除了用写作的技巧，表达这些文学议题之外，还要包括自己的主观态度，包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能力，及其主观色彩，如果这样我们这样去描绘北斗的诗词，从理论上说可能是有些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复杂呢，它是面对现实主义的复杂，他不是一个从直觉到直觉的过程，而是一个从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私人自己的，自我的经历，也是主导他写作态度的一个主要因素，作为北斗来说，在全中国人民，面对目前的这么一场疫情的时候，他作为公民的一员，首先的体验就是，这种疫情，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客观上都是充满威胁的，危机感的现实及严峻考验。而这种体验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去形容，去描述，去表达，或者去归纳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情感态度和看法。

　　明显在我们进行文学与人类自我冲突，自然灾害讨论的时候，记忆的介入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而这种记忆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关于事件归纳的过程，而在这个疫情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仅仅是中国人，包括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这一历史时刻。疫情灾难既是对人性的考验，也是对人类道德的考验，也是对人类原始情感的考验，更是对每一个公民，是否在关键时刻能够勇于承担及面对的考验，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迫使文学家建立起一个与此相反的使命及书写任务。

　　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去使用自己的书写来完成这么一场关于自然与冲突的对话，或许是严肃的，也或许是充满浪漫主义的，抑或是一种坚定的态度。而当这种坚定的态度体现在文学创作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明显的他要带给每一个公民的直接启发及影响就是，我们对这场灾难的态度，不仅仅是畏惧，更多的思考还是我们如何去战胜它。这种来自于文学的鼓励很重要，也是一种文学正能量的体现，我们一直渴望的文学场景就是，我们利用自己的书写，将积极的态度传染给别人，鼓励所有的中国人，一起面对灾难，一起战胜灾难，共同迎接胜利的到来。

　　实际上这场灾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涉及到，我们能否重新面对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灾难面前，我们如何用文化重新找到自己？文学的使命在于启迪，诗歌的使命，这一帮我们认识，灾难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情感的本质，包括生命的本质，在我们这篇评论当中，我们之所以强调用诗歌，来描绘我们普遍的心态，首先是因为，诗歌的审美是独特的，他特有的美学境界，能够使我们从灾难的悲剧当中，找到审美的根源，当然这种审美的根源，不仅仅只是处在悲剧或喜剧的两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我们在悲剧中开始思考，思考那些属于记忆的，属于文化的，属于文学层面的东西，我们或许从文学的描绘当中，去找到我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包括精神的启迪。

　　应该说，这种启迪的态度及方针实际上始终是鲜明的，他在告诉你一个面对灾难的态度，尽管这个灾难的态度，既有悲观主义的成分，也有乐观主义的成分，但是最终的碰撞就是，我们必须觉醒，我们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坦然自若的去面对这场灾难的到来，而这种坦然的态度，其实是一个民族，乐观主义的体现，既有文化的层面，也有传统道德观念的层面。总体来说，他是一个将灾难上升为理性至上的过程。

　　三、而另外，我们在欣赏北斗这首《庚子战瘟神》诗词的时候，首先特别的震撼就是，不仅仅在于他能够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用文学去表达这场灾难，去表达一个诗人对于这场灾难的态度，并且还在于他对灾难文学层面的探索及提升。这种提升的现状是鲜明而突出的。能够在一首律诗作品有限的篇幅中将中国人民共同面对重大事件所表现的乐观主义态度完整归纳出来，标志着北斗诗歌创作技巧及创作思想的成熟与巩固。从《庚子战瘟神》的题材角度来说，始终是能够引起共鸣的作品，这也是我们能够以比较鲜明的态度，去欣赏北斗这首作品的根源，作为一个从小，就受到良好文化，气愤熏陶的诗人，他的创作无疑是认真的，客观的，且是注重道德层面思考的方针。而这个关于道德层面的讨论，就是引入了英雄与榜样的议论与书写：“火神山炼赤霄剑，天使手擎驱鬼缨。且待春风除冷雾，高楼更上识英名。”  

　　而关于北斗之前的一部分诗词作品，从整体上来说，那些属于自由式的，民谣式的风格比较明显。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散漫的结构形式。多属于抒发个人对于生活及人生哲学主观感情的类型。在我们进行评论及鉴赏的时候也比较随意。根据他的主观思考进行就是。他写到哪里我们评论的步伐就跟随到哪，几乎没有什么曲折。但是，对于《庚子战瘟神》这首关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作品来说，层面明显曲折了很多。他已经在创作心理上明显超出了那种纯粹属于自我发挥的自白性叙事方针。而这首作品在层面上明显比较注重结构的建立与拓展。文学事件：人民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勇斗争的战役。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是灾难层面的叙述“九省通衢惟楚著，一朝肆虐阻人行。”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神秘主义的导入“火神山炼赤霄剑，天使手擎驱鬼缨。”第四个层面就是强调英雄主义元素“且待春风除冷雾，高楼更上识英名。”而第五个层面就是关于人性冲击的思考“几重山水到江城，梦里犹闻鹤唳声。”所以说，在结构上比较复杂及拓展。

　　关于北斗的这首诗词，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比起他之前所有的作品，显然，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这种超越不仅仅是文化的超越，文学的超越，同时也是关于一个创作态度的超越，他的这种态度的超越是积极的，他用自己的这首诗词，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关于灾难，关于诗歌，关于文学议题，关于文学价值的再思考，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他的这首作品，将整个灾难与文学的对话，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就是，灾难与文学的对话，不仅仅是悲观主义与文学的对话，也是悲观主义，于新时期，文学审美的对话，在这首诗词当中，北斗很明显的倾注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字上的体现是气势磅礴，浑然有力，对仗工整，对于北斗来说，是一首非常成功的，关于现实主义讨论的文学创作的典型之作。很明显，我们从这个作品当中，可以看出与他以往作品的区别是，他的这首诗词，很明显就是说，重建了一个文学与灾难对话的场景，这种场景，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对白似的，聊天式的叙述与结构，它既是一种文字的提升，诗歌意境的提升，也是一个诗歌美学的提升。在我们以往的，灾难文学当中，都是凭借作家或诗人的记忆去完成，很少现在面对面的，完成灾难与文学的对话。

　　我们始终不能回避的创作问题是，我们面对灾难，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道德的勇气，也有文化及观念的勇气。我们的文学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没有回避过天灾人祸的灾难与冲突。我们总是在人性的洗礼中重建对人性的认知，对人文的认知，包括对文化的认知，文学艺术的认知。文学创作的本质所揭露的不仅仅是现实状况，还揭示着关于文学艺术本身的结构重建与结构的演变。很明显，北斗的这首《庚子战瘟神》无论是在主题或者说在结构方面探索，都是经典式的探索。而他的这种探索，不仅仅是单纯的体现在语言的技巧方面，也向新时期全人类的文学理想提出了值得探讨的依托。能否借助深刻的主题去重塑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能否具有把握现实主义创作主张及态度的重要问题。（苗洪，人民网专业评论员，诗歌专业评论家）

　　    

　　    附：庚子战瘟神

　　      文/北斗

　　几重山水到江城，梦里犹闻鹤唳声。

　　九省通衢惟楚著，一朝肆虐阻人行。

　　火神山炼赤霄剑，天使手擎驱鬼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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