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

下午四点钟，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结束了，人们坐上马车赶赴婚宴。一路上，玛丽娅·波琴兹卡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引来一群人跟在车后面。撑起整个婚礼场面的重担全都落在玛丽娅那宽阔的肩膀上——她要确保所有的环节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尽可能地遵循家乡的传统；她四处飞奔，推推搡搡，整天操着大嗓门教训这个喝斥那个，急着让大家守规矩，却顾不上自己的举止。她最后一个离开教堂，吩咐车夫快点儿赶车，希望最先到达礼堂。可是车夫习惯了由着自己的性子赶车，玛丽娅气急败坏地甩开车窗，探出身子，开始数落起他，先是用立陶宛语，他听不懂，后又改成波兰语，他终于听懂了。由于车夫的社会地位比她高，所以他拒不服从，甚至试图申辩；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吵声持续整个阿什兰大街，又招来一群淘气的孩子加入到马车两旁长达半英里的看热闹的人流中。

        不幸的是，宴会厅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音乐已经奏响，半个街区以外都能听到大提琴那低沉的“隆、隆”声，伴奏的两把小提琴，琴声尖细，互相比试着高难度的演奏技巧。看到人群，玛丽娅哪里还顾得上跟车夫争论关于他祖宗的事，还没等车停稳，她就猛地从上面跳了下来，冲进人群，挤出一条路，直奔礼堂。一进入宴会厅，她又迫不及待地转身往回挤，同时尖叫着“快去！快去！快把门关上！”跟她的叫声比起来，乐队的喧闹声简直就是仙乐。

        "z  graiczunas,  pasilinksminimams  darzas  vynas  sznapsas  wines  and  liquors  union  headquarters"  （  “兹·戈拉伊楚纳斯酒吧，售葡萄酒和白酒。工会总部。”  ）宴会厅门口的牌子上用立陶宛语这样写道。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遥远的立陶宛语的读者也许会乐于听我解释，这地方是一个酒吧的后厅，位于芝加哥一个被称为“屠场后院”的地区。牌子上的消息准确无误，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牌子此时看起来令人感到别扭，因为今天毕竟是上帝最乖巧的一个女儿奥娜·路考在特大喜的日子，而这里竟然是她举办婚宴、展露一生中最灿烂笑容的地方！

        她站在门道里，身边有表姐玛丽娅陪伴着，由于刚从人群中挤进来，所以不停地喘息，不过脸上还是洋溢着幸福，那样子让人看起来心酸。她的眼中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嘴唇微微发抖，本来苍白、娇小的面庞透着红晕。她穿着一身棉织外套，白得扎眼，一块小小的、僵硬的面纱落在肩上。五朵纸做的粉红色的玫瑰花别在面纱上，十一片叶子绿得发亮。她站在那里，四处张望，由于兴奋双手局促不安地攥在一起，手上戴着一幅崭新的白色棉纱手套。她激动得难以自持——由于太过激动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有些痛苦，浑身颤抖。她毕竟年纪太小了——还不到十六岁——而且身材比实际年龄还要矮小，完完全全还是个孩子；此时的她已嫁为人妇——而且偏偏嫁给了尤吉斯，尤吉斯·路德库斯。今天，他身上穿了一套崭新的黑色西装，钮扣里插着一朵白花，看上去肩膀宽厚有力，双手巨大。

        奥娜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皮肤白皙；尤吉斯眼睛黝黑，眉毛浓重，一头卷曲的黑发掩住了双耳——总之，他们俩决不般配，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合。不过上苍还是常常撮合成这样的姻缘，以此来封住那些预言家们的嘴。体格健壮的尤吉斯能够毫不犹豫地扛起一块二百五十磅重的牛肉，手脚麻利地把它装到车上。而此时的他却躲在一个角落里，神色惊恐，像是一头困兽，每次答谢朋友的祝贺之前不得不用舌头舔舔嘴唇。

        渐渐地，宾客和看热闹的人之间分出了一条界线，至少腾出了让工作人员通过的空当。婚宴进行期间，过道上、角落里从始至终会挤满看热闹的人。随便哪位如果靠近过来或者看上去饿着肚子，有人就会让一把椅子给他，让他入席。这是立陶宛人婚礼上的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要让在场的任何人饿着。很显然，这一在立陶宛森林里定下的规矩在有着二十五万人口的芝加哥屠场区很难行得通，但是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让那些从大街上跑过来的孩子甚至是狗兴高采烈地离开。随意是整个婚宴场面的一大特点，人们可以戴着帽子，如果愿意也可以摘下，外衣也可以脱掉，吃饭的时候可以在席间串来串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席间会有人讲话、唱歌，不过没人听，没有人顾得上听。如果你也想上去讲两句或者亮亮嗓子，完全可以。结果是一片嘈杂之声，不过没有人会感到烦躁，也许只有那些婴儿会受到惊扰，在数量上他们不会少于应邀的来宾。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安顿这些婴儿，所以在宴会厅的某个角落里放置一些婴儿床、婴儿车就成了婚宴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三、四个孩子睡在一起，一个醒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一块儿醒来。稍大点儿的孩子，能够够到桌子的，在大人们的大腿之间串来串去，大口大口地啃着骨头、嚼着香肠，个个心满意足。

        宴会厅大约三十英尺见方，被粉刷过的墙壁空空荡荡，只挂了一本日历，一张赛马图，还有一个镏金画框，里边装裱着族谱。右首一扇门通向酒吧，几个流浪汉正聚在门口，门口的一侧墙角处有一吧台，一个天才的招待站在后面，白色制服污迹斑斑，两撇小黑胡打过蜡，一绺卷发抹过油贴在额头的一边。对面的墙角放了两张桌子，占了整个房间的三分之一，上面摆放着菜盘和各种冷冰冰的食物，几个看上去饥肠辘辘的客人正在狼吞虎咽。房间的正首位置坐着新娘，面前摆着一块雪白的蛋糕，上面雕着艾菲尔铁塔的造型，塔上边点缀着糖塑的玫瑰花和两个小天使，蛋糕四周慷慨地洒着各种颜色的糖果，粉的、绿的、黄的。她身后一扇敞着的门通向厨房，灶台一眼可见，上面冒着蒸气，一干老少妇女在里边忙忙碌碌。左边的墙角，三位乐师站在一块小小的台子上，卖力地演奏者，试图在喧闹中引起人们些许的注意。那些婴儿也不甘寂寞，拼命地吵闹着。一扇窗敞开着，一群人趴在窗外，分享着这一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的盛宴。

        突然，一团蒸汽从厨房的门串进来，透过蒸汽定睛细看，原来是伊丽莎白阿姨，奥娜的继母，人们都叫她伊莎贝塔大娘，手里高举着一大盘炖鸭。考曲娜跟在她身后，在同样的负重下走路小心翼翼，晃晃悠悠。过了片刻，玛尧兹克尼老奶奶也进来了，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土豆，那只黄色的大碗几乎跟她的人一样大。就这样，婚宴一点点地开始像样子了——火腿、泡菜、煮米饭、通心粉、腊肠、一堆堆的廉价面包、一碗碗的牛奶、还有大杯大杯的冒着气泡的啤酒。身后不足六英尺的地方就是吧台，想要什么就点什么，不必付账。“过来，快来端菜！”  玛丽娅·波琴兹卡一边大声喊着一边自己动起手来——要知道厨房炉灶上还有更多的食物，要是吃不掉，岂不是糟蹋粮食。

        客人们笑闹着、喊叫着、打逗着、嬉戏着开始入席。一直挤在门边的小伙子们鼓起了勇气，凑了过来。蜷缩在墙角的尤吉斯在长者的唆使和责骂下终于肯走过来，坐在了新娘的右边。两位胸前佩戴着标志身份的纸制花环的伴娘也依次落座，随后是其他的客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喜庆的气氛也感染了那位仪表堂堂的酒吧招待，竟然屈尊于一大盘炖鸭前；甚至那位肥胖的警官——他的职责是驱散晚间可能发生的斗殴事件——也拉了一把椅子坐过来。孩子们喊叫着，婴儿们啼哭着，大人们笑着、唱着、喋喋不休地交谈着——当然，表姐玛丽娅的大嗓门盖过了一切，对着乐师发号施令。

        那几位乐师——怎样描述才好呢？他们自始至终在这疯狂喧闹的气氛中演奏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要伴和着音乐，无论是有人在朗读、在讲话还是在唱歌。是音乐使这场面成为一场婚礼；是音乐把这个位于屠场后院的酒吧后厅变成了一个圣洁的地方，一处仙境，变成了天堂里琼楼玉宇的一角。

        这个三人乐队的领队是一个身材矮小但极富音乐灵感的人。他的小提琴已经走了调，弓弦上已没了松香，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天赋——他受到了缪斯的点化。他忘我地演奏着，有如魔鬼附体，一大群魔鬼。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就在他周围的空气里，群魔乱舞，用他们看不见的脚踩着步点。领队的头发直竖，暴突的眼球快速地移动着，追随着他们舞动的身影。

        他的名字叫塔莫休斯·库斯列卡，他的小提琴完全是自学的，白天在“宰杀台”上干一天活，晚上下班后练琴练到天亮。他穿着衬衫，外套马甲，上面金色的马蹄铁形图案已经退色，衬衫上粉色的条纹给人以薄荷糖的联想。浅蓝色军裤的裤管侧面镶着一条黄色的杠杠，暗示着作为乐队领队的权威。他身高大约只有五英尺，但是他的裤管还是高离地面八英寸。你可能会想他是从哪儿淘来这条裤子的呢，当然前提是面对着忘情的他兴奋的你还有时间思考这样的问题。

        他确是一个富于灵感的乐师。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散发着灵感——你甚至可以说每个部位都是一个独立的音乐精灵。他跺着脚、甩着头、身体左扭右晃；他那张枯干的小脸有着不可抵挡的喜剧效果；随着每一次挥手、每一次投足，他或眉头一拧，或嘴唇一翘，或眼皮一眨——甚至领结的两端也跟着上下呼扇。他偶尔把身体转向同伴，急切地点头、热切地暗示、关切地引导——在缪斯的授意下整个身体都在恳求、在呼唤。

        至于其他的两位乐师，他们怎么能比得上塔莫休斯。第二小提琴手是一位斯洛伐克人，身材高挑，面容清瘦，带着一幅黑边眼镜，像是一头累垮了的骡子，默不做声，表情木然；在鞭子的驱使下时而警醒，而片刻之后又恢复故态。第三位乐师是个大胖子，红红的圆鼻头看上去让人感伤；眼望天空，眼神中充满着无限向往。他的大提琴演奏着低音部，激昂的乐章与他无关；无论其他音部发生怎样的变化，他的职责自始至终就是拉出一个又一个悠长而哀伤的音符，从下午四点拉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为的就是那每小时一美元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宴会开始还不到五分钟，塔莫休斯·库斯列卡就难掩兴奋地站了起来；又过了一两分钟，你看到他开始往桌边凑。他的鼻孔剧烈地开阖着，呼吸急促——那群魔鬼在催促着他。他急切地向同伴示意着，一会儿点头，一会摇头，并用力地摇晃着小提琴召唤他们，直到第二小提琴手那瘦高的身条立了起来。最后，三个人都开始动身，一步一步地朝着客人们挪过来，那位大提琴手，瓦伦蒂诺维奇亚，一边走一边拨弄着琴弦。三个人汇合到宴席的远端，塔莫休斯登上一张凳子。

        现在，他尽显得意之色，因为整个宴会都开始由他掌控。有人在吃，有人在叫，有人在说，有人在笑，——不过，如果你认为有人会对他的音乐听而不闻，那就大错特错。尽管他的琴拉的总是走调，低音嗡嗡作响，高音声嘶力竭，不过没人会在意这个，就如同周围的污秽、肮脏和喧闹，人们置身其中，却全然不觉——因为这些正是构成他们生活的元素，他们以此表达内心的世界。这音乐正是他们所发出的心灵的呼声，或愉悦而兴奋，或忧郁而哀伤，或热烈而放浪。这正是他们自己的音乐，家乡的音乐。这音乐伸出无形的触角，像母亲的臂膀，把他们紧紧拥抱，这让他们感到安然。芝加哥、酒吧、贫民窟离他们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绿油油的牧场、波光粼粼的河面、广袤无垠的森林和白雪皑皑的山峦。家乡的风光、童年景象的在他们的眼前重现，昔日的友谊和爱情在他们的记忆中复苏，故去的喜怒哀乐又变得真切。有人仰靠椅背，闭上双眼；有人敲盆打碗。不时有人跳起来，喊叫着点某支曲子。这时，塔莫休斯的眼神骤然闪亮，他挥了挥着手中的小提琴，向同伴高喊一声，于是三个人突然奏出疯狂的节奏。众人开始和着音乐齐唱，男男女女中了邪似的喊叫起来，有些人手舞足蹈，高举酒杯，相互敬酒。过了一会儿，有人要求乐队演奏一首古老的婚礼乐曲，主题是赞颂新娘的美貌和爱情的甜蜜。要知道，这可是塔莫休斯最拿手的曲子。得意之下，塔莫休斯·库斯列卡开始一边演奏一边走到宴席中间，在酒桌间迂回，朝着宴席的上首走去，那里坐着新娘。客人们坐得甚是靠紧，椅子和椅子之间仅有一英尺的空隙，塔莫休斯的身材又是如此的矮小，以至于每次伸长手臂拉出低音的时候，他的弦弓都会戳到旁边的客人；但他还是要挤过去，并且执意要两个同伴跟着他。不用说，这期间人们几乎听不到大提琴的声音。最后，三人终于挤到了新娘的旁边。塔莫休斯在新娘的右手站定，他开始把灵魂深处对音乐所有的感悟倾注到一首舒缓而柔美的乐曲中。

        小奥娜太兴奋了，哪里还吃得下东西。只有当表姐玛丽娅捏一下她的胳膊提醒她的时候，她才偶尔尝一点儿食物，大部分时间里她只是呆坐在那，眼神惶惑不安。伊莎贝塔大娘则一直没闲着，忙得像是一只蜂鸟；她的那些姐妹们也一直跟在她身后，气喘吁吁，嘴里嘀嘀咕咕。不过奥娜似乎听不到她们的声音——音乐勾起了她的思绪，一种久违了的表情浮现在了她的脸上，她坐在那儿，手捂着胸口，眼里噙满了泪花。要是让人看见擦眼泪，或者眼泪顺着脸颊留下来，那多难为情。于是她把脸偏向一边，轻轻摇了摇头，可是她发现尤吉斯正注视着她，她害羞地红了脸。这时，塔莫休斯靠了过来，在她头上方挥舞着魔杖，奥娜满脸通红，看样子她急得要站起来跑掉。

        就在这关头，还是表姐玛丽娅·波琴兹卡救了场。原来，她也受到了缪斯的启示，吩咐乐师演奏一首她最喜欢的有关恋人分离的乐曲；乐师说不会，于是她就起身来教他们。玛丽娅身材不高，但长得结实。她在罐头厂上班，整天从早到晚搬运十四磅重的牛肉罐头。她长着一张斯拉夫人宽阔的脸，颧骨突出，脸颊红润。她一张嘴，简直恐怖，让你立刻联想到马。她穿着一件蓝色法兰绒衬衫，挽着袖口，露出粗壮的胳膊，手里拿着一把切肉的餐叉，用力在桌子上敲打着节拍。她一开口，那雄壮的歌声顿时响彻整个宴会厅，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三位乐师跟着她费劲巴力地、一音一顿地伴奏，但节奏上总是慢一拍。就这样，他们辛苦地、一节接着一节地演绎着一个年轻人的相思之苦：

        "sudiev"  kvietkeli,  tu  brangiausis;

        sudiev"  ir  laime,  man  biednam,

        matau--paskyre  teip  aukszcziausis,

        jog  vargt  ant  svieto  reik  vienam!"  （立陶宛语——译者注）

        “再见吧，那摇曳的花朵，

        再见吧，那逝去的欢乐，

        万能的主，那是你的旨意？

        让我过着孤独、贫穷的生活！”

        一曲唱罢，该有人为婚礼献辞了，于是安东纳斯老爹站了起来。尤吉斯的父亲安东尼爷爷还不到六十岁，但看上去就像八十岁的样子。他来美国只有六个月，可是生活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年轻的时候他曾在一家纺纱厂工作，后来染上了咳嗽，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回到乡下后，他的病本来已经养好了，可是自从到了美国后他就一直在达拉谟的酱肉车间干活，由于整天呼吸着阴冷、潮湿的空气，他的病又复发了。刚一站起来他就咳嗽不止，他只好手抚在椅子上，苍白、干枯的脸转向一边，直到这阵咳嗽过去。

        按照立陶宛的习俗，婚礼上的贺辞一般都是抄自书本，默记在心；不过，安东纳斯老爹年轻的时候可算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朋友的情书都是他帮着写的。可想而知，在今天这种场合，他的贺词当然是自己的原创，而这也是宴会的重头戏之一。众人无论在做什么，此时都安静下来，甚至那些乱跑乱叫得孩子也都挤过来，煞有介事地听着，而有几个妇女更是发出了啜泣声，用围裙擦着眼泪。现场气氛变得庄重起来，因为安东纳斯·路德库斯在贺辞中反复讲到自己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他的一番话引得众人泪眼涟涟，这时有一位叫约伯斯·赛德韦拉斯的客人站起身安慰大家，他在霍斯泰德大街开了个熟食店，胖胖的身材，面相和善。他先是说事情也许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糟糕，然后自己也即席演讲了一番，无非是恭喜新郎、新娘，预祝婚后幸福之类的话。细节之处引得年轻人开怀大笑，不过奥娜却被羞得面红耳赤。约伯斯还真有些才华，这也是令他妻子感到得意的地方，她说这是“poetiszka  vaidintuve”（立陶宛语——译者注）——一种富于诗意的想象力。

        至此，大多数人已经酒足饭饱。既然不讲究什么繁文缛节，所以宴会就开始散席了。有些人围拢到吧台旁；有些人到处乱串，笑闹着、哼唱着；其他人也三五成群地分散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彼此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全然不顾周围其他人和那支乐队的存在。每个人似乎都有些躁动——大家似乎都装着一件心事。是的，这一点稍后就得到了证明。还没等那些慢吞吞的食客吃完，桌子连同残羹剩饭就一起被推倒了角落里，椅子还有那些婴儿床、婴儿车也被清到了一边，于是当晚真正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这时，看到塔莫休斯·库斯列卡又灌下去一大杯啤酒，然后回到那个台上。他在台上站定，环顾一下四周，发号施令般地在琴的腹板上敲了两下，小心翼翼地把琴塞到下巴下面，优雅地挥动弓弦，猛击琴弦，然后闭上双眼，于是他的灵魂乘着华尔兹那梦幻般的翅膀开始翱翔。另一位小提琴手也跟着演奏起来，不过眼睛是张开的，可以说是为了留意同伴的一举一动；瓦伦蒂诺维奇亚坐等了一会儿，用脚踩着节拍，然后抬头仰望天花板，开始拉起他的大提琴——“布隆！布隆！布隆！”

        很快，人们开始成双成对地散开，整个房间开始动起来。  很显然，没有人会跳华尔兹，不过没关系——只要有音乐他们就跟着跳，随心所欲，就跟刚才唱歌一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喜欢跳“两步舞”，尤其是年轻人，这是一种时尚。年龄稍大的人跳着家乡的奇怪而复杂的舞步，身体的姿势一本正经，面部的表情庄严肃穆。有些人根本不是在跳舞，他们只是牵着彼此的手，用乱蹦乱跳的双脚宣泄着内心无所顾忌的快乐。这其中就包括约伯斯·赛德韦拉斯和他的妻子露西亚，夫妻二人共同经营者那家熟食店，不过他们自己吃掉的比卖出去的还要多；他们俩太胖了，根本跳不动舞，只是在舞池中央紧紧抓着对方的胳膊，慢悠悠地左摇右摆，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一幅大汗淋漓、憨态可掬的快乐样。

        很多年长的人穿着怀旧，细节之处体现家乡的风格——一件绣花的马  甲或者胸衣，一条颜色鲜艳的手帕，或者一件袖口宽大、钉着漂亮钮扣的外套。而这些都是年轻人刻意避免的，他们大多学会了讲英语，打扮得尽量时尚。女孩子们穿着成衣或者衬衫，有些看上去真的很漂亮。有些小伙子看上去跟美国人没什么两样，就像普通职员，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在房间里也带着帽子。这些年轻人的舞姿五花八门。有的紧紧地抱在一起，有的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有的手臂僵硬，有的手臂在身体两侧自然下垂。有的舞姿翩翩，有的轻柔曼妙，有的温文尔雅。也有人粗鲁莽撞，在房间里左冲右突，撞得其他人东倒西歪。见此情景，那些被吓坏了的人急得冲着他们大叫：“快停下！干什么？”整个晚上，人们都是成双成对，而且从不交换舞伴。比如说阿莲娜·雅瑟提特，她就一直在跟未婚夫尤塞斯·拉克修斯跳舞，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歇着。阿莲娜算得上整个晚会的一大美女，如果不是太高傲，她真的是非常漂亮。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这件衬衫大概要花掉她靠油漆罐头盒挣来的半个礼拜的工资。跳舞的时候，她手提裙摆，舞姿端庄、高雅，俨然一位贵妇人。尤塞斯为达拉谟赶马车，收入挺高。现在，他装出一幅很“牛气”的样子，歪戴着帽子，整个晚上嘴里都叼着一根香烟。还有一位叫雅德维佳·马辛库斯的姑娘，模样也不错，只是举止要谦卑得多。她也同样做着漆罐头盒的工作，不过家里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还有三个年幼的妹妹，一家人全靠她的那点儿工资度日，所以她根本不会花钱买什么衬衫。雅德维佳身材娇小，眼睛乌黑发亮，一头黑发在头顶上绾成一个髻。她穿着一身已经发旧了的白色外套，这是她自己做的，过去五年里她一直穿着这身衣服去参加各种聚会；上衣很短，几乎刚过腋下,也不是很合身，不过雅德维佳并不在乎，她和米古拉斯正跳得起劲。她小鸟依人，他高大威猛；她把身体依偎在他的怀里，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在刻意躲避人们的视线。  他则用胳膊紧紧地抱着她，那样子就像是要把她抱走；他们就这样跳着，似乎要跳个通宵，永远地跳下去，永远沉醉在这忘情的快乐中。看见两个人这个样子，你可能会忍俊不禁，不过你要是知道他们俩的经历，你可能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的。要知道，今年已经是雅德维佳和米古拉斯订婚的第五个年头了，她已经急得快发疯了。他们本该一开始就结婚的，可是米古拉斯有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父亲，而他又是他们那个大家庭里除了父亲之外唯一的男人。即便这样，他们本来也许还抗得住（米古拉斯是个技术工），可偏偏又出了事儿，几次不幸的事故几乎毁了他们全部的希望。他是个剔牛骨的工人，这可是个危险的工种，尤其是当你挣计件工资，而且要努力挣钱娶老婆的时候。你的手滑，刀也滑，你正撒欢似的忙碌着，这时突然有人叫你一声，或者你的刀砍到了骨头上。于是你的手滑到了刀刃上，划出一道可怕的口子。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发生了严重的伤口感染。伤口可能会愈合，但后果很难预料。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由于败血症米古拉斯已经在家躺了两次，一次三个月，另一次则长达七个月。后一次病倒使他丢了饭碗，因此病好后他不得不每天从六点钟开始就跑到罐头厂门口去排队找工作，大冷的冬天，地上一尺厚的积雪，天上也是雪花纷飞，这样一等就是六个月。那些有学问的人也许会拿出一些统计数字说，剔骨工一小时能挣四十美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仔细看过剔骨工的那双可怕的手。

        塔莫休斯和他的同伴偶尔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们当然会累的，跳舞的人则跟着原地停住，耐心地等待。他们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累，当然，即使累了也没地方可坐。乐师们只休息了片刻，领队的就重又站起身，尽管另两个人强烈抗议。这次，音乐转换了风格，是一支立陶宛舞曲。那些更愿意跳两步舞的继续跳两步，而大多数人则开始跳一种复杂的舞步，与其说是在跳舞还不如说是在花样滑冰。舞曲的高潮是一段狂热的极快板，你看到一对对舞伴抓紧对方的双手开始跟着音乐疯狂地旋转。这场面甚为壮观，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人们纷纷被卷入进来，于是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彩裙飞舞、令人头晕目眩的大漩涡。不过，此时最能够吸引眼球的还是塔莫休斯·库斯列卡。他那把破旧的小提琴发出声嘶力竭尖叫声，仿佛在愤怒地抗议，塔莫休斯却全然不顾。他的头上早已大汗淋漓，身体拼命似地向前俯冲，就像一名赛道上摩托车手，做着最后一圈的冲刺。他的身体剧烈地摇晃着，宛如一部开足马力的蒸汽机，那疾风暴雨般的音符令人窒息，他那弯曲的胳膊飞舞着，看上去就像一团蓝色的、舞动着的雾。最后，他做出一个雄浑有力的冲刺动作，然后挥了挥手臂，筋疲力尽、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人们高呼一声，然后东倒西歪地跑到墙边把自己支撑住。

        这时，大家纷纷去找啤酒喝，当然也包括乐师，并趁机好好喘息一下，准备迎接今晚最重大的仪式——答谢。这个仪式一旦开始，就要持续三、四个小时，这期间人们不间断地跳一支舞。客人们围成一大圈，相互手拉着手，待音乐一起，便开始转圈。新娘站在场地中央，男人们挨个上前邀新娘跳舞。每个人跳上几分钟——想跳多长时间就跳多长时间。伴随着人们的欢笑声、哼唱声，整个过程充满快乐。跳完之后，当你转身后退的时候，你会发现正面对着伊莎贝塔大娘，她手里还捧着一顶帽子。你要往帽子里放些钱，一块或者五块，这取决于的经济实力，也要看你受到款待的程度。客人们要以出钱的方式来答谢主人的款待；如果你是个体面的客人，就应该出手大方一点儿，因为你明白新郎新娘以后还要过日子。

        这次婚礼的费用一想起来就令人胆战心惊，肯定会超过二百元，甚至会达到三百元。要知道，三百元可比这个屋子里很多人一年的收入还要多。哪怕是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每天早出晚归，在冰冷的地下室里，踩着没脚面的积水，一年工作六、七个月，早晨看到日出，晚上看不到日落，一周工作七天，一年也挣不到三百块钱。还有那些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几乎还看不到工作台的台面，父母是瞒报了年龄才给他们找到工作的，他们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三百块钱的一半，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然而，有一天你竟然会花掉这么多钱来操办一场婚宴！就一天！（很显然，无论是一次性地花在自己婚礼上的钱，还是慢慢地花在所有亲朋婚礼上的钱，都需要这个数。）

        这样做很不明智，很悲哀——可是，啊!这样做又是那样的美好！对于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和追求，这些穷人都可以忍受和放弃；只有这一点他们是要坚守到底的，至死不渝——他们决不能放弃这种婚俗！放弃不仅意味着失败，而且意味着承认失败——而人正是由于不认输才使得世界不断进步。这种婚俗从遥远的年代一直传承到今天；它承载着人们一种至高无上的追求——囚居洞穴，满眼漆黑，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挣脱锁链，展翅高飞，拥抱太阳；企盼着一生之中终有一天能够证明这样一个真理：生活中的种种愁苦和烦恼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只是滔滔江河中一个小小的水泡，魔术师手中随意抛掷的一个金球，一杯可以一饮而进的名贵红酒。这样，你便可以感悟到自己原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你便能够安于劳苦，生活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

        人们转啊转啊——转晕了就换个方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幕渐渐笼罩开来，房间里两盏冒着油烟的油灯发出幽暗的光。乐师们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现在他们一直在拉着同一首曲子，曲声变得越来越单调、呆板、倦怠。这首曲子只有二十个小节，每次拉到结尾就重头再来。每隔十几分钟，乐师就无力再重复了，只好筋疲力尽地仰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每到这时就发生痛苦而可怕的一幕，搅得门后睡觉的警察不安地翻动着他肥胖的身体。

        这还得提到玛丽娅·波琴兹卡。她是一个对音乐永不之厌倦的人，那种拼命地拽住缪斯的裙子、死活不肯让其离开的人。一整天，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而此时，这种美好的欢乐正要远去——她怎能舍得。她在灵魂深处用浮士德的话呼唤着：“别离开，你太美了！”不管是狂饮啤酒还是大呼小叫，不管是听音乐还是跳舞，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留住这美好的时光。她要去追赶，可是刚一动身，她的马车就差点儿被那三个该死的乐师的愚蠢给撞离了车道。每当这时，玛丽娅就会咆哮着冲向他们，在他们面前挥拳、跺脚，气得脸色发青，语无伦次。而塔谟休斯会试图争辩，为他们那人肉之躯求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约伯斯坚持说不能再跳了；伊莎贝塔大娘也来替他们求情；这都没用。“走开！”玛丽娅喊叫着，“你们等着瞧吧！滚开！给你们钱，让你们来干什么？狗娘养的！”看这架势，吓丢了魂儿的乐师赶紧又演奏起来，而玛丽娅这才善罢甘休，回到远处，该干啥干啥去了。

        现在，只有玛丽娅一个人在支撑着婚宴的喜庆场面。由于兴奋，奥娜也还算精神，而其他的男男女女全都筋疲力尽了——只有玛丽娅的灵魂没有被征服。她在催促着跳舞的人们——原来的圆圈现在变成了梨的形状，玛丽娅就站在梨把的位置，左推右拉。她喊着、跳着、唱着，俨然一座岩浆迸发的火山。偶有进出的人们会把门敞开，深夜的寒气就会顺着门进来，冻得人们发抖。玛丽娅经过时就会飞起一腿，去踹门把手，门就会“咣”的一声关上。有一次，这个动做造成一个不幸的受害者，那就是塞巴斯蒂约纳斯·赛德维拉斯。小塞巴斯蒂约纳斯才三岁，当时正在屋子里一边到处乱跑一边扬起脖子嘴对嘴地喝着一瓶粉颜色的、冰凉的汽水。心无旁骛的小孩子在进门的时候被玛丽娅踢关上的门甩了个满面，孩子的嚎叫声使跳舞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一天嚷嚷着要杀死一百个人的玛丽娅其实看见一只受伤的苍蝇都会掉泪。此时，她赶紧抱起萨巴斯蒂约纳斯，在孩子的脸上亲个不停，可能差点把他给憋死。乐队趁机好好休息了一下儿，也吃了不少东西。玛丽娅正在跟她的受害者修好，她把孩子抱到巴台上，站在他旁边，把一大瓶冒着泡沫的啤酒递到他的嘴边。

        与此同时，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伊莎贝塔大娘和安东纳斯老爹还有几位至近的亲友正在谈论着什么，神情焦虑。他们现在遇到了麻烦。本来按照立陶宛的风俗，婚宴上有一个约定，虽然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但更具有约束力。那就是，参加婚宴的人都要随份子，多少各不相同——不过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自己该随多少，  而且还会尽量多随些钱。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一切都在改变。这里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无形的毒药——所有的年轻人一吸进这种空气都立刻种了毒。他们成群结队地赶来赴宴，一顿大吃大喝，然后偷偷溜走。一个人会把另一个人的帽子扔出窗外，两个人都出去找，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他们也会三五成群、大摇大摆地从你面前走过，眼睛盯着你看，而且公然嘲笑你。更糟糕的是，有些人会挤到巴台旁，花着主人家的钱，一顿痛饮豪饮，视旁人如无物，别人还以为他们或者在等待着跟新娘跳舞，或者刚刚跳完。

        此时，这一切也正在这里发生，一家人深感错愕，可是又无可奈何。他们辛辛苦苦地招待了一整天，那是多大的开销啊！奥娜只能站在那儿，两眼充满了恐惧。那些可怕的账单——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一整天，每一项开销都在撕咬着她的心，搅得她整夜不得安宁。做工的时候她就无数次地心里筹算过——十五块钱的房间租金，二十二块两毛五分钱的鸭子，十二块钱付给乐师，五块钱的教堂费用，还不算圣母祈福——凡此种种，没完没了！更可怕的一笔开销还在后头，那就是格莱克朱纳斯的酒水账。你永远也无法事先预知酒吧老板的酒水账——每到结账的时候，他就会抓着脑袋走过来，  颇为犯难地跟你讲他事先估计不足，但是他已经尽力为你着想了——问题是你的客人个儿个儿灌得酩酊大醉。你非常清楚受到了无情的盘剥，虽然你认定自己是老板上百个朋友当中最为亲密的一个。他先拎来的酒桶里只有半桶酒，最后拎走的酒桶还有一半没喝掉，而他却收你两桶啤酒的钱。虽然酒的质量和价格都已事先谈好，可到时候你和客人们喝的却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可怕毒药。你可以找他交涉，可是于事无补，结果只能是毁了宴会的气氛。至于说诉诸法律，那你还不如去找上帝伸冤。要知道，他可是跟本地官场上所有的大人物都有关系的。你一旦知道惹恼了这些人意味着什么，那你最好还是乖乖地交上钱，闭嘴走开。

        真正令人心酸的是，有少数几个人本来生活艰苦，可还是尽了全力。就拿那位可怜的约伯斯老先生来说吧，他就随了五块钱，可是有谁知道他刚刚把熟食铺抵押出去，抵了两百块钱来交已经托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呢？还有一位叫艾尼尔的干瘪的老太太，她是一个寡妇，抚养着三个孩子，自己还患有风湿病。她靠给霍斯泰德大街上的商贩们洗衣服度日，挣的钱少得可怜，听了叫人心碎。她把几个月养鸡换来的钱全都拿了出来。她在后门的楼梯口圈起一块儿巴掌大的地方，养了八只鸡。三个孩子整天去垃圾堆给这些鸡找食物；有时，由于竞争太过激烈，你会看到当三个孩子在沿着霍斯泰德大街两侧的街沟捡拾垃圾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他们的母亲，她是来充当保护的，以防孩子们捡到的垃圾被别的孩子抢走。对于约克宁老夫人来说，这些鸡的价值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她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她觉得，这些鸡的收入就是白白拣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她不知道被别人赚了多少便宜，而这回自己也终于便宜了一把。因此，对这些鸡，她是日夜看守，而且还学会了像猫头鹰那样在夜间看守。很久以前，有一只鸡被偷了，不出一个月，有人又想来偷。此后，约克宁老夫人不知道在半夜里被惊醒了多少次。现在，你能掂量出这份礼金的份量了吧！而这全都是因为伊莎贝塔大娘曾经借给她一些钱，让她没有被房东赶走。

        正当伊莎贝塔大娘他们长吁短叹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凑上前。有的人伸长脖子，想探个究竟，这其中不乏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见此情景，有谁能无动于衷？哪怕是圣人。最后，不知是在谁的催促下，尤吉斯也走了过来，家人把情况又跟他讲了一下。尤吉斯默不做声地听着，两条乌黑浓密的眉毛紧紧地锁在一起。偶尔，眉毛下面射出两道光，扫视着房间里的人们，拳头紧握，看样子，他要去找某些人算账。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当然没用，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这时候再把谁赶出去也不会减少任何的开销，只会让自己出丑——此时此刻，他只想带着奥娜离开这鬼地方，剩下的事情就让它顺其自然吧。这样一想，他的拳头就慢慢松开了，并轻轻说道：“事已至此，哭也没用，伊莎贝塔大娘。”然后，他把目光转向奥娜，她就站在他的身边，眼神满是惊慌。“小宝贝，”他低声说，“别担心，不要紧。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些账都付清的，我会多干些活儿。”这是尤吉斯经常说的一句话。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对此，奥娜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会多干些活儿！”在立陶宛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护照被一个官员没收了，后来，由于没有护照，又被另一个官员给逮捕了，他因此被刮走了三分之一的财产。在纽约，他还是这样说。当时，他们被那个油嘴滑舌的移民代理人给控制住了，被狠狠地敲诈了一把。后来，即使交了钱，那个家伙还不肯放人。现在，这话他已经说了第三次，奥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个丈夫可真好，他让自己有了做女人的感觉——一个高大魁梧、可以解决一切困难的丈夫！

        小塞巴斯蒂约纳斯的哭声终于止住了，乐队被再一次提醒该干什么。答谢仪式重又开始，不过还没有跟新娘跳舞的人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收取礼金的程序也就很快就结束了，于是人们又各自找舞伴随便跳去了。时间已过午夜，舞会的气氛已大不如前。人们的脚步变得沉重、反应变得迟钝——毕竟大多数人都喝多了，而且早已经过了兴奋劲。他们只是机械地挪动着脚步，一圈接一圈地旋转，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耗着，两眼空洞，似乎是在半梦半醒之间，而且眼神变得越来越迷离。男男女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不过半个小时彼此都不看一下对方的脸。有几对根本就不想跳了，于是就退到角落里，坐在那，彼此挽着胳膊。有些人还在没完没了地喝着，不时在屋子里窜来窜去，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其他人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块儿唱歌，每堆儿人唱的歌都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各显醉态，尤其是年轻人。有的相拥在彼此的怀里，倾诉着心里的酸楚；有的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向，其他人不得不过来好言相劝。此时，那位肥胖的警官已睡意全无，手捂着警棍，随时准备着应对可能发生骚乱。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在午夜两点钟一旦发生斗殴事件，如不及时制止，事态就会迅速扩大，有如燎原之火，这样就不得不出动全警局的警力。他要做的就是用警棍敲碎每一个参与斗殴的人的脑袋，否则人会越聚越多，那样你就会束手无策。在这个屠场后院，有多少脑袋被敲碎，没有人做过详细的统计，因为每天敲碎无数动物脑袋的人们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对待他们的朋友，有时甚至是家人，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利用现代化的工具，凭借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为整个文明世界完成这种痛苦而必要的敲脑袋的工作，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这个晚上倒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也许是因为尤吉斯也一直保持着警惕，甚至比警官更警惕。他也喝了不少酒，在这种场合这很自然，反正酒水钱总是要付那么多，不管喝多少，所以不喝白不喝。不过，尤吉斯毕竟还是一个沉稳的人，不轻易发脾气。只有一次，他差点儿失控——当然那是玛丽娅·波琴兹卡惹的祸。大约两个小时前，玛丽娅提到了角落里的那个圣坛，上面供奉着神明，穿着污迹斑斑的白色衣服。她断言，那圣坛如果不是缪斯的真正家园，那它至少也是她们的驻地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玛丽娅当时正在酒劲儿上，忽然听说有坏蛋来白吃白喝。她甚至都没来得及破口大骂就径直冲向了战场，当她被拉开的时候，手里还拽着两个坏蛋的衣领子。所幸的是，警官这次还算讲理，被揪出去的不是玛丽娅。

        这一冲突使音乐中断了一、两分钟。尔后，那首无情的曲子又响了起来——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人们的耳朵里就只有这么一首曲子，没有丝毫的变化。这是一首美国乐曲，他们是在大街上学会这首曲子的，而且似乎都会歌词，至少会唱第一句。他们一遍一遍地跟着哼唱，从未间断：“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不断重复的属音似乎是一剂催眠药，听到的人、演奏的人无不为之昏昏欲睡。没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甚至没有人想保持清醒。现在已是凌晨三点钟，人们已经跳得兴趣索然，人们已经跳得筋疲力尽，甚至酒精的刺激也失去了作用。不过，仍然没有人想到要停下来。礼拜一早晨七点上班的时间就要到了，到时每个人都得乖乖地穿好工装出现在各自的岗位上，达拉谟、布朗或者琼斯的厂子。如果有人胆敢迟到一分钟，那他一小时的薪酬就没了。你要是迟到几分钟，你就会发现挂在墙上的你的那张记工牌已经被翻了过来，这就意味着你被解雇了，你不得不每天早晨从六点到八点半到罐头厂大门外排队，和一群饥饿的无业游民等待就业。

        小奥娜简直快要晕倒了——一种半昏迷状态，因为屋子里的气味实在太难闻。她自己倒是滴酒未沾，但是其他的人可以说个个在燃烧着酒精，就像那些油灯在烧着煤油。有些人坐在椅子里或者躺在地板上睡得正酣，浑身散发出的酒气使你靠近不得。尤吉斯时不时地盯着她看，眼神饥饿而贪婪——他早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害羞。可是人们还没有散去，所以他只能等待，望着门外，盼着马车的到来。可是马车迟迟未到，最后他决定不再等了，于是他来到了奥娜的身边，此时的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正了正她身上的披肩，又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她身上。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两个街区，尤吉斯已经等不及什么马车了。

        没有告别——跳舞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俩，所有的孩子和老人都累得睡着了。安东纳斯老爹在睡着，赛德维拉斯夫妇也在睡着，先生的喉咙里发出震天的鼾声。伊莎贝塔大娘和玛丽娅在呜呜咽咽地啜泣着，外面的世界一片沉寂，东方的星空已微微泛白。尤吉斯搂起奥娜，一声不吭，大踏步地朝屋外走去，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头枕在了他的肩膀上。到家了，奥娜仍伏在尤吉斯的身上一动不动，他不敢肯定她是晕了过去还是睡着了。他一只手扶着奥娜，另一只手去开门，此时他看见奥娜终于睁开了眼睛。

        “今天你就别去布朗的工厂上班了，小宝贝，”他一边爬着台阶一边轻声地说。她惊恐地攥着他的胳膊，急声说：“不！不！我不干！那会毁了我们！”

        他再一次安慰她：“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我会多挣些钱，我会多干些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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