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后记

生活是文学之源，真实是文学之本。

        从我开始准备学习创作起，有一个人物始终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着。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善良诚实勤劳，但就有一个坏毛病，喜欢小偷小摸。但从来也偷不到什么大件的值钱的东西。完全是集优点和缺点以一身的一个特殊的人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常被当作坏分子受到批斗和打击。有时，只要发生了案件，没有任何线索，就想当然地认为是他干的。常常无缘无故地被审查，被批斗，甚至被关押。他的人生经历，也因此而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令我感慨万端。我对他的个性百思不得其解。等以后上了大学，学了心理学，方才得知，他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叫窃物癖。

        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文学人物，是一个值得一写的文学形象。但怎么写？从哪里下手？仅仅写一个患有窃物癖的，身世坎坷的农民吗？显然这是不够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物形象的命运，不能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相关联，有机地联系起来，统一起来，那么，这样的文学形象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但我实在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觉得是很好的人物形象。他的一切，我熟知的他的那些人生经历，一直在困扰着我。

        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个心理疾病，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自己的生活得以改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以后，居然再没有发生过。从而联想起，如他这样特殊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其命运存在着大分大合，大起大落。跟我们的时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中，由于在乡村中，宗族势力非常强大，要开展政治运动，发动群众是非常困难的。但作为政治任务，各级领导一定要完成。这就有某种强迫的成分了。而被强迫的一定是弱势群体，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有缺陷的能被人家抓住把柄的人。而像他这样的，因为小偷小摸被打击的人，自然是首选对像：如果他不服从，就要被批斗关押甚至判刑。他要是服从吧，面对着的是乡里乡亲，虽然他们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但在乡村中，他们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他们有他们的家族，有他们的势力。所以他一方面，要面对着各级干部对他的压力，不敢违抗他们的指令。一方面又要受到良心的谴责，每天都在矛盾痛苦中纠结着，挣扎着。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处境好转了，但现在新的领导，他们的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建设。要培养带头致富的人，号召大家栽种果树。但农民的保守意识，小农经济思想，注定了这种良好的愿望难以开展。于是，不得不重新启动阶级斗争时代的惯用伎俩：寻找能被强迫栽树的示范户带头人。而像他这样有污点的人，自然又是首选对像。各级干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运动的年代，强迫他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到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的年代，再强迫他带头栽树，带头致富。就这样，他的命运和改革开放的命运，便自然而然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就这样灵光一现：通过一个人物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对比，人物形象便有了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从而赋予了人物形象以更多更大的社会价值，作品也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也就有了写作的价值和必要了。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一文学形象的价值，也就更重要了，更值得人们去反思和研究了。于是我决定塑造这一人物形象。

        要通过人物形象歌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绩，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记者去直接采访当事人。通过第一人称，直接去展示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命运，传达人物的心路历程，更加真实而无斧凿之痕。可是，主角是一个文盲，土生土长的农民，要让他把故事情节表达得生动完整而有感染力，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让他的语言生动幽默，叙述通畅，同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就不真实，不可信，是作者替人物说话的。而真实又是作品的生命。一个缺少真实性的人物形象，是苍白无力的。但如果用原汁原味的农民的语言去传情达意，叙事论理，就成了山药蛋文学，就太落后了。跟今天的时代完全脱节。土得掉渣，一定没有受众，不会有人阅读的，不能与时共进，同样不可取。

        左右为难之际，突然想到了两个我最熟悉的人，他们同样是农民，但绝对是农民中的另类：一个是我的义伯。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完全就是文盲。但他在有文化的人那里，学会了反切手法，也就是中国的汉语拼音。凭着这种办法，他在放羊劳动中间，学会了很多汉字，而且还写了一手好毛笔字。居然成为解放初区政府的文书。而他的儿子，我的义兄，是老三届的初中生。由于文革的原因，他没有继续上学，也没有参加工作，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对人文方面的知识异常酷爱。读了大量的政治历史，军事社会方面的书。特别是对历史类的东西了如指掌，甚至对中医中药学都有所涉猎。他从十几岁起就听收音机，几乎是听了一辈子，光收音机就听坏了好几台。而在那时候，收音机是奢侈品，需要他干一百个劳动日才能买到一台。他运用技术参数，把电视锅子调整成只能看凤凰卫视，而且拥有凤凰大视野的整套光盘，目的只为学习，只为了解这个世界。他常常跟我在一起彻夜长谈，对历史政治社会有他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所了解的东西，要比我的教师同行，以及医生，律师，法官等等，所谓的知识分子要了解得多得多，认识深刻得多。往往是一语中的，切中靶心。但他却是个不合格的农民，窝囊老实，常常被人轻视。而窝囊老实的同义词就是诚实和善良。他拥有教授的思想和学问，身份却是一个农民。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活得很痛苦，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他是一个被时代所耽误了的大学教授。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有丰富知识和独到见解的知识型农民。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切皆有可能。

        就这样，一个人的求学之路。一个对社会人生和历史有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的农民知识分子。一个患有窃物癖的经历坎坷的农民。把他们三个人的人生经历组合在一起，经过艺术处理，由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便诞生了马吉平这一文学形象。

        但要做到这一点，让读者感到人物形象的所作所为真实可信，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文盲，要成为一个有人文色彩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如果不大量地阅读，不广博地学习，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在作品的前半部分，对人物的学习，对人物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品位，做了大量的铺垫。从而使人感到他的所作所为，是真实可信的。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的铺垫，以后的情节就无法发展，人物形象就不能塑造了，作品也就非失败不可了。所以，这些铺垫，是必须的，一点都不可少的，这就使以后的情节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依据。

        他自己的刻苦学习。作为政协常委的侄子的示范引导和帮助。他为了适应他所拥有的一切，不得不在装满了钱袋子后，也开始装满空空如也的脑袋。使他获得知识，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知识的新型农民成为可能。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讴歌这一伟大的变革。我自然也不例外，我从心底里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今天取得的伟大成绩，为我们能生活在今天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叹的勇气和速度，屹立于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的巅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令人敬仰，催人振奋。

        然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只有把过去和现在放在一块对比，通过真实而鲜明的对比，才能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值得珍惜和倍加爱护。

        我们之所以改革开放，不断地变革，不断地进步，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走了弯路错路，甚至是邪路。如果不把过去的弯路错路，暗礁险滩揭示出来，晾在阳光下，就不可能感恩现在，就不会理解我们今天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以我们取得的成绩为荣。只有回顾过去，才能更加珍视现在，才能不会再犯过去同样的错误。不走弯路，不触暗礁，永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从而满怀豪情地展望未来。

        各级领导对他的两种强迫：改革开放前，强迫他进行斗争，改革开放后，强迫他栽树致富。通过这个小人物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命运，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本质和特点，反映了我们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时代的特征，在他这个小人物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个小人物，两个大时代，命运两重天。生动地诠释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改革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如果不改革会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巨轮，已经被带到了恐怖的百慕大三角洲里。在那魔窟一样的地方，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找不到北，时刻都可能坠入到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里。是改革开放，把我们民族的巨舰引出了魔鬼三角洲，走向了正确的航道，走到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里。

        他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读到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和他的人生经历，就可以完全了解两个不同的时代各自的特点。刻画人物也就是刻画时代，反映时代的精髓。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就能看到时代的脉搏，社会的变迁，深刻地去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意义。这正是这个形象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所在。

        固然要讴歌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绕开过去的错误缺点和弯路。不写文革就无法写改革。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刻意淡化和弱化文革：把背景设置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个小小的山村里。任何政治运动之风要刮到这个偏僻的小地方，也就成了强弩之末，掀不起多少惊涛骇浪了。所以在主人公身上发生的那些政治斗争，较之大城市发生的政治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非常寻常。但发生在个人身上，就完全可以跟他的命运联系起来，也就非同寻常了。

        我幸运地拥有这么良好的素材，使我在孕育了几十年之后，能塑造了马吉平这一文学形象。也感谢社会，感谢时代，感谢命运，感谢生活对我的恩赐。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社会生活的积累，就绝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生活作补充，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能受到生活社会和读者检验的文学形象。无论何时何地，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亘古不变的规则，绝不可能因为有多少光怪陆离的所谓文学流派的出现而有所改变。

        生活告诉我，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生活的根本原则是什么，你应该怎样面对他。你所要做的只是把生活原来的形象和样子展示出来罢了。

        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民主的，传统的，现实的，永远是我们中华文学的创作主流。崇尚西方的科学是没有问题的。适当借鉴一些西方文学上的精华，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如果一味地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糟粕和垃圾也奉为圭臬，让光怪陆离，甚至荒谬怪诞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文学流派大行其道，完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背离和反叛，完全是不可取的。随着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在叙述方式上全盘西化的倾向，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先生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学、民族文化的全面背叛。（在这之前，我总以为自己这样传统的叙事方式是自己的软肋和短板。本来准备改弦更张，学习别人的西方式的华丽的描写方式，以显示自己不与社会新潮落伍。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描写语言并不比别人差，特意创作了散文《泥土》，荣获广西文学网大赛二等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细节固然是人物的血肉，而细节的刻画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如果单纯地为细节而细节，为描写而描写，只见血肉，不见骨架，没有灵魂。这样只有一堆血肉的所谓细节描写下的人物，完全就是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毫无价值的行尸走肉。在听了李建军先生的演讲以后恍然大悟，决定继续沿着自己“错误”的叙述方式一路走下去。）所以，在叙述方式上，我采用了中国的传统的民族的叙事方法，不事过多的雕琢和描绘，平淡的叙述，寻常的描绘，以情节和人物故事为主，让人物来说话，让故事来说话，让故事和人物以真实的存在，去引导和感染读者，引起阅读的欲望，从而产生深刻的联想和感受。而不是作者以无聊繁琐的看上去华丽多彩，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繁枝缛节去强加于人物。同时，又有意选择了一些本土方言，并力求做到用词的准确性。这样更具备了地方性和乡土性的特点，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没有地方的就没有民族的，没有民族的也就没有世界的。文学作品，越是本土的，就越是民族的。民族的文学，一定是建立在乡土和本土文学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加体现出文学作品的民族特点来。

        文以载道。现实主义应该永远成为文学的主流。文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学一以贯之的风骨，是无数中华文人所毕生追求的目标。生活是文学之源，道义是文学之骨。没有风骨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应该为时代发声，为文明讴歌，为人生呐喊，为弱势群体加油，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文学不应该自说自话，在自己的小圈子转来转去。写一些无聊的人，说一些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对现实，对社会，对政治，对历史，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文学永远要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成为时代的先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永远不应该成为一句时髦的，空洞的口号，而应该成为扎扎实实的，有作为，有担当的行动。只有这样，文学才能不会失去其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意义。

        但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学识谫陋。难免眼高手低，空怀壮烈。皇皇数十万言，也只不过是剑头一吷，刍荛之言。倘有舛错，敬祈斧正赐教。

        2019年11月16日    于龙泉古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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