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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六 铤而走险大团结


我们每天谈着主义真理,想必讨论这些东西的人,他首先是吃饱了肚子。如果每天饿着肚子,他一定会说,吃饱饭就是最好的主义,最大的真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是吃饱了撑的。无聊的人的主观意识,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生存就是最大的主义和最大的真理。

        我半夜三更回到家里,心惊胆战地站到父母面前,把在怀里抱着的猪饲料拿出来放到他们面前,心怀恐惧地望着他们。在昏黄的油灯下,等着一声声最粗暴的日吷,最严厉的斥责。

        但他们看着那一包足以让大家活命的东西,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接受了我这个第一次当小偷偷来的赃物。母亲甚至下意识地咂着嘴巴,嘴里的涎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

        因为铁制的水瓢都被收走了,父亲就用瓢葫芦做了一个水瓢。我先把猪饲料倒出来,倒在洗脸盆里,用水瓢舀了几瓢水,倒在盆子里泡着。父亲无力地靠在被垛上,耐心地等待着。我自己跑了好几里的山路,又冷又饿,也实在没有力气了,坐在炕沿上,静静地等待着。

        到了后半夜,母亲到外边看了看,整个村子都黑灯瞎火的,人们都睡着觉了。她让我到窑洞的对面,这样能看到整个村里的情况。因为只要谁家烟囱里冒烟,队干部就会抓起来,拉到会上批斗的:不允许自家做饭,所有的人也没有粮食。所以,凡是做饭的人,他们家的粮食一定是偷来的。被抓被罚被斗争,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抓一个准。

        我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担心看不到整个村子的情况,费力地趴到一棵大树上,像一只信鵩一样,警惕地观察着各家各户的情况。只要谁家的灯亮了,我就马上学猫叫,通知母亲赶紧灭火,要不然被人举报了,我们全家就会被抓起来的。

        好在人们早就饿得爬不起来了,晚上没有任何活动。很多人连灯也不点,早早就睡下了,没有人半夜三更起来的。所以母亲就很放心地把那包猪饲料给煮好了。等猪饲料煮熟后,母亲端着油灯从屋里走出来。我就知道火灭了,我也不用放哨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里。全家人就围着洗脸盆,用木头做的勺子,一勺一勺地轮流喝着猪吃的饲料,真比现在的过油肉还香还好吃。

        鼓励是一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好的鼓励,可以让人进步,让人向上,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坏的鼓励,可以让人倒退,让人堕落,最终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有的时候,鼓励也是人生存的一个不二法则。给炼钢务工的社员毓猪的哥哥,他掌管的资源,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我也知道,这种违规违法的东西,是犯罪的,是被人不齿的,是缺德的。但生存的法则就是最大的法则。当我们面临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道德法律,礼义廉耻,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有三个字:活下去。而当活下去成为人最重要的人生砝码到时候,强有力的动力也就在其中了。哥哥的资源,我的偷拿偷用,成了大家活命的唯一的源泉。尽管父母口头上也责怪我,不能这样做,不能拿公家的东西,这是犯法的。但当他们吃饱饭以后,就再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做了。

        母亲担心我遇到狼,把家中唯一含铁头的苗子给了我。那尖尖的铁翅,足以让狼感到害怕,也足以给我壮胆。尽管这样母亲还是不放心。她一直要陪同着我走到村口,一直到路的岔道口,还要远远地望着我。直到我消失在茫茫的月色中,她才摇晃着虚弱的身子,缓缓地回到家里,等待着我给他们偷回来活命的猪饲料。

        现在我稍微长大一点,村里的狼也不多了。要是在小时候,我就是饿死也不敢一个人黑天半夜出去的。那时候狼非常多,有小孩经常被叼走。人们都不敢直接叫狼的名字,而是叫它“怕怕”。我一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把狼叫做怕怕。等我读了书以后才知道那叫讳名,跟皇帝的名字一样让人敬畏。足见小老百姓是多么的弱小,只要比自己强大的力量,都要战战兢兢,连名字都不敢称呼的,尽管它们是凶残的狼。那时候,只要听见村子里人匹马虎,呜儿嘶叫,一定是有了狼了。狗在这个时候才敢去躖狼,直到把狼躖得出了村子,才能得到一点安宁。好狗死到狼手里,还真不是随便说的。我伯伯家的狗,就因为躖狼,跟狼结下了仇,它们联手用计,把它引诱到一个山崾子里,中了埋伏,活活的被咬死吃了,只剩下了几根骨头和皮,非常惨烈。

        哥哥担心我到工地去的多了,引起别人的怀疑。

        尽管我还是一个孩子,他让我在黑天半夜里,等人们都睡了觉以后,才让我去。而且也不敢把猪饲料放在他那里。他也是在半夜里偷偷地包好,放到村子下边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他知道我拿着苗子,那树很粗,不借助工具是爬不上去的。他就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东西挑起来,放到树洞里去;在包皮上捆绑了一根铁丝,可以用棍子的斜叉挂住。我也在苗子的头上用粗铁丝做了一个钩子,借着月光,把苗子的头探进树洞里,慢慢地把那包东西勾起来,抱在怀里。鬼鬼祟祟地看看四周无人,便沿着沟里边的小路,深一脚踩一脚地回到家里,给饿着肚子的父母一点活命的粮食。最大的担心是被人发现而抓起来,如果那样抓起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家老小。而我就是全家的罪魁祸首,把全家带进地狱里的首要分子,罪恶昭彰,罪大恶极。

        我们做得都很诡秘,一切都在后半夜进行,没有被人发觉。但每次都不敢多拿,偷的多了怕人家发现。我自己年龄也小,走的又是山路,也拿不了多少。父母也不敢吃得多了。每天偷偷地煮上一点,只要饿不死就行。把没有吃完的猪饲料,在后边毓过猪的猪圐圙里,挖了一个坑,放在里面,再把猪食槽子放在上边,盖得严严实实地,周围都是猪粪,没有人发现里边的秘密。

        但这样的好事并没有持续多久。哥哥因为表现良好,领导把他调离毓猪场,让他到工地上管理炼好的钢。他本来不想去,因为他毓猪,也能把家里人给顺便填饱肚子。但他又不敢不去。照看炼好的钢,当然是件好差事,不必干活,实际上也不用担心别人偷走。那一块块掺杂着泥土和杂质的所谓钢,就是一些铁疙瘩,什么用也没有,不会有人偷盗的。

        这样就断了我们家的粮食,全家人重新陷入到饥饿之中。饿得头脑发昏,眼花缭乱。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几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其实是很高的,主要是浪费了,没有颗粒归仓,全烂到地里了。如果自己去收,当然不能叫收,应该叫偷,粮食还是很多的。地里的玉米长势良好,但看田的人看得很紧,没人敢随便去偷的。但是到地里挖野菜,照看庄稼的人是不会管的。

        家庭主妇们纷纷挎着竹篮子,到地里去挖野菜,专门走到玉米地的深处,顺便掰下几株嫩玉米藏在野菜下边。照看庄稼的人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家人也要活命,他家的婆娘也是这样干的,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大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就把集体的玉米棒子拿回家里去了。

        我和母亲也常常这样做,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是这也是一个技术活,人不能集中到一起,毕竟是偷盗,谁也不会让谁看见。另外,不能在一块地里掰得多了,更不能把一株玉米上的棒子全掰掉,离得很远才会掰上一颗。而且要捡玉米棒子多的玉米秸秆,只掰其中的一株,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还有被狗啃掉剩下一半的,这样的玉米棒子,即使被抓住,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处理的。因为掉在地上,很快就会被烂掉了。

        干部们实际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大家都要活命,只要上面不催得太紧,不抓得太严,也不会较真儿的:在活命这一点上,官方和民间往往能达成共识。

        我跟着母亲和村里的妇女们,偷盗队里的玉米棒子,完全没有偷拿猪饲料时候的胆怯和恐惧。有这么多人壮胆,我似乎比他们更勇敢胆大,往往筐子里偷拿的玉米棒子更多,只要在上面盖一层野菜就行。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句著名的谚语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风靡全国:不管是农民,还有工厂的工人。只要厂里有的东西,他们家里也有,并不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么纯正廉洁。但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我只有12岁,正是个性形成,思想形成,长知识和长见识的时候,而在我的人生哲学里边,最成功的就是偷东西:只要把别人的东西偷偷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带来利益,就能够享受它的成果。

        这种强烈的意识灌输到我的脑子里,之后慢慢地就变了,变得在我的眼睛里,别人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优美的,都是值得攫取和占有的。尽管有些东西我家里也是有的,比如一个破盆,一把斧子,一只杯子,但我总觉得别人的总比我们的好。只要我拿到手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就好像我得到一张奖状,一枚奖章;就像学生考上了大学,当官的得到了提升和任命,甚至像影星获得了奥斯卡奖一样。

        渐渐地完全背离了物质本身,而是一种需要,一种追求,甚至就是一种荣耀。尽管结果往往是受到谴责,甚至是殴打,但我只要这种得到,不管一切,不计后果,得到的过程就是我最大的享受。偷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偷盗了,而是为了得到我的心理需求,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为了这种满足感,我不光是偷别人的东西,甚至还偷自家人的东西,自己亲戚的东西。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到了我的姨姨家。

        那时候,生活条件也有些好转,社员们有了猪饲料地,也分得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大家可以种一些小杂粮。

        她家种的是荞麦,给我们做的吃了羊肉荞面圪饦。这是我们当地一种最好吃的饭食。但临别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她家的一把梳子装进口袋里拿回了家,害得我大姨在梳头的时候找不到梳子,只得用手指头来梳理。而我们家却多出了一把梳子,谁也没有在意,以为是谁捡来的。因为没有人怀疑谁会偷一把梳子的。我甚至还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把她刚用桄子桄好的一桄线也偷偷地拿走了。可这么多的线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布,既不能做衣服,又不能做被褥,也不是我们男人们用的东西,可我还是把它偷了回来。

        直到有一次大姨来到我家,而我正巧又不在,她发现了她的梳子和线,才知道是被我偷走了。我回到家后,为此,母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母亲暴打,她的眼睛里喷着火,嘴角吐着白沫子,边打边闂,闂我是个贱骨头,是个贼,偷东西偷到自家大姨家里去了,全家人的脸都让我丢尽了。父亲也在旁边大声闂,说全家人从来都是清正廉洁的,清清白白的,怎么就出了这样一个贼娃子?

        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么暴怒过,对我这么愤怒。我记得当我偷偷地把猪饲料拿到家的时候,他们只是表现得担心和害怕,而不是愤怒和谴责。而现在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痛恨?现在想起来,偷猪饲料是为了活着,虽然政府和队干部绝不会原谅,但自己对自己是可以原谅的;可偷别人的梳子,而且是偷自己亲戚家的梳子,关键是偷来也没用,因为自己家也有梳子,这就难以理解,无法原谅了。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偷这把梳子?我留的是光头,根本用不着梳子,父亲和哥哥也是光头,只有母亲能用得着梳子。但她连年操劳,头发脱得也没有多少了,自己的梳子也用不着多少,还要偷别人的梳子呢?我为什么要偷这没用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不能祈求原谅,只能闭着眼睛,听任母亲的拳头打在我的背上,打在我的屁股上。我能做的只是亲自把梳子还给大姨,请求她们原谅。好在大姨一家也没有责怪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因为梳子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对我家人也没有任何用处,完全就是匪夷所思。

        但我好像不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用我们村里人的话说,我是越活越倒流了。年龄越大,身体越壮,品德越坏。因为大家一定要把我当成贼,我也确实是个贼:只要看到我,就要保护好他们家里所有财产,一块肥皂,一双破鞋,一只烂脸盆,甚至一个掏大粪的大粪桶,也可能一个不留神就给我拿走了。

        一开始,人们只要发现丢了东西,就能到我家找到,一找一个准。因为我从来不会把偷来的东西藏起来,偷回去就随便扔到哪里。

        火气大的人把我揍一顿,把东西拿走,火气小的把我闂一顿。也有那没火气的,只拿东西不打不闂,让我心存感激。

        时间一长,我自己好像也已经麻木了,我觉得偷窃别人的东西不是个丢脸的事情,甚至不觉得被人闂辱也是个丢脸的事情。村里的人好像也麻木了,因为对我无可奈何,再加上都是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多人都是亲戚,好在东西根本丢不了,只要发现东西不在了,就到我家里去找去,我并没有藏起来。他们把东西再拿回去,顶多表达一下对我的不满,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

        这样偷的和被偷的,好像就是一种游戏似的。但到了外村就不一样了,只要把我抓住,简直能打个半死。

        我的名气也渐渐地大了起来,甚至全县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著名的小偷。很多人只要丢了东西,就怀疑是我偷的,到我家里到处乱找,甚至无缘无故地把我打一顿。

        我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面对着认识和不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充满着仇恨。我完全就是这个县里边的独夫民贼,我是百口难辩。到最后,我就是想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我太出名了,完全就像古代的那些犯人一样,脸上刻着字,打着标签。反正那个时候,也不讲什么法制,对付我这样的人,也用不着公安和警察,民众可以随便打闂,即使交到公社里边,也是由办公室来处置的,有专门关押坏人的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不必审判,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大队和地富反坏一起挨批斗。这个时候我倒反而不怕了,因为批斗还算是文明的:喊上一段口号,有积极分子带头把几十年来的所谓罪恶,讲上一遍又一遍,听的人差不多都会背了。在这种高压之下,我的毛病好像也改正了一些,看到别人的东西,也不一定心痒难耐,非得去偷不可了。

        然而,没过多久,身体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着酸水,脸色蜡黄,肚子疼得在炕上打滚。

        哥哥已经成了家,他的孩子众多,根本拿不出钱来,而我自己别看是著名的小偷,其实从来没有偷到过一毛钱。一来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钱,二来就是有点钱,也隐藏得极为隐蔽,我根本就偷不到。只能偷一些没有用的破烂的日常用品。全家人看着我,虽然口里没有说,但心里会闂我,白当了一回小偷的名字,却没给家里偷回来一毛钱,完全就是个废物。

        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废物,但这个时候自己是不能作为废物存在的。父母养我生我,我不能不管,我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救自己的父亲。我看了他们两眼,默默地走出了村子。

        我知道我们村是最穷的村子,就算我能偷到,也不可能偷到多少钱的。在农村,家家穷得连肚子也填不饱,每个人都想当小偷,都想偷别人家的东西,但谁家也没有东西让你偷。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著名的小偷,但并没有偷到多少钱的根本原因。而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农差别越来越大;工人的待遇要比农民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而工厂里边的厂长,恐怕是那个时候最富裕的人。

        我想了半天,决定到城里去,到工厂去,到工厂最有钱的人那里去。无论如何要偷到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偷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盆烂家具了。我把目标选定在汽车配件厂。

        那个工厂离我们只有30多里地。吃过晚饭以后,看着躺在炕上痛苦呻吟着的父亲,我没有犹豫,悄悄地走出了村子。等走到城里,已经到了半夜时分,正是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进行行动的绝佳时机。我以前办事到过这个厂里,知道厂长在后院住着,靠东边的一个独院,三间平房。

        我躲在厂子对面的一棵大树后边,静静地看着厂里边的电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已经到了后半夜了,我才蹑手蹑脚地走到的厂长家的院墙跟前,轻轻地从墙上翻到院子里,借着朦胧的月色,走到门跟前,这才注意到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原来屋里没有人。

        我心中暗喜,在院子里四处张望着,看到窗台前放着一根火箸,便用那根铁火箸插到门关上,用力一撬,那门关便从里边抽出来了。

        我轻轻地打开门走进去,摸到箱子跟前,箱子居然不锁着。

        我打开箱子。箱子里边放着两只包袱,一只新的,一只旧的。我把包袱拿到窗台跟前的桌子上,打开一只旧的,里边有一些旧衣服。我照原样包好。又打开另一只包袱,也是一些旧衣服。我一件一件地翻着,直到放到最底部,发现下边有三张大团结!

        我惊喜的心怦怦地跳着,赶紧拿起揣在口袋里,把包袱包好,又放进去,把箱子关上,走出门。我又从墙上翻出去,紧紧地攥着三张大团结,像疯了一样朝我们村子里跑去。

        但我不敢马上给父母送过去。我在窗户上听着,好像父母都睡去了,我自己另外住一孔土窑洞。我紧紧地攥着那三张大团结,当时面值最大的钱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我才给了我哥,让他带着父亲去看病。我哥看着我手里的钱,足足看了半分钟,也没问我这钱是哪里来的,便用生产队的小平车,推着父亲到公社医院,给父亲去治病。

        我是做贼心虚,也没敢跟着去,担心他们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问钱的来历,我是没法说清楚的。好在父亲的病也不重要,是胃溃疡,输了一些液体,买了一些药,便回到家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成功偷到一笔巨款,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惭愧。总算自己尽了一点孝道,尽管这样非常不光彩,但也只能这样了,只是觉得对不起那个厂长。当然也担心事情败露,如果那样可真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下场在等着我。尽管我已不是第一次偷东西了,但这么大的钱,我还是第一次偷到。我常常因此而坐卧不安,心怀忐忑,好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要爆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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