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不谢的花瓣上

　　亲爱的，你为何如此忧郁？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看，天边飘来的云，那么洁白，那么温柔，那便是我面对着你时的心境。听，树上传来的鸟鸣，那样纯真，那样烂漫。那便是我心中对你的赞美。

　　倘若世界上所有的泉眼都已枯竭，那么，请依偎在我的怀里，我心中的爱泉，将使你的唇喉永远滋润。倘若地平线上只剩下一缕霞光，那么，请你紧贴着我的胸膛，我心中的力量，将保护你安度艰难的黑夜。

　　亲爱的，舒展开你的眉头，听我说……

　　使你忧郁的，是那曾经藏在书架上，夹在《罗曼·罗兰文抄》中的那封信吗？

　　那时候，我的长诗《黎明照亮窗户》已经轰动，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有几十封之多。开始，你每日做工回来，洗涮过后，绯红着脸儿，兴致勃勃地拆阅那些来信。你为那些诚挚耿直的话语所打动，你的眼里，常闪烁着兴奋与感激的目光；你被某几封措辞尖刻，含有敌意的来信弄得惴惴不安，在已经安睡之后，你会突然凑到我的枕上，喃喃地问我：“荷夫，他们会公开批判吗？会把你打成右派吗？”我抚摸着你松软的头发，安慰着你，劝解着你。你相信了我的话，你指着那搁放着来信的抽屉说：“他们就是几个。支持你的，有那么多……他们要害你，那么多人，能不管吗？”你安心了，你在我的怀中睡去，轻轻地打着鼾……

　　渐渐地，你不再每信必看。我把认为最有趣的信读给你听，你就满足了。你常常是一边洗衣服一边听我读信。在我们那间值得纪念的不足十平米的小小居室中，在我们那张铺着用旧布补缀过的凉席的床边，在我们那盏唯一的十五瓦的电灯泡下，你甩甩耷拉到额前的头发，双手用力地在搓衣板上搓揉着，仰着头，望着我，听我读……

　　那一天你还没有回家。我拆阅着当天下午抵达的信件。那是一封从湖南寄来的信。好大的一个信封。拆开后掉出来的是一张少女的大头照。那少女确实长得美丽。她不仅轮廓娇俏，而且两只眼睛里饱蓄着灵气。她的来信并不长，写得热情奔放、干脆利落。她说她爱我的长诗《黎明照亮窗户》，尤爱我新发表的组诗《喂，请开窗》。她由我的诗而爱及我的人，她拜倒在我的脚下，她要嫁给我，而不管我是否已有爱人。她说只要我一声呼唤，她就将不惜一切代价，赶到我的身边，吻遍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的心乱了。不是因为我接受了她的爱慕，而是我不曾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三十六岁，而且身材矮胖；我不仅已经结婚九年，而且女儿已经上到了小学三年级；我的手指短粗，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还被廉价香烟熏得焦黄……我不懂那位湖南安琪儿为什么不能仅仅喜欢我的诗，而非要来吻我这肯定会使她扫兴的手指？

　　我把那封信装好，扔到了抽屉里。读完了当天所有的信，我把需要回复的留在了桌上，把其余的也都扔到了抽屉里。我铺开稿纸，想写回信，但不知为何无从下笔。我承认，那张少女的照片总在我眼前晃动。我坐在那张可纪念的破旧的两屉桌前，望着窗玻璃上雨水溅出的渍印，犹豫了一阵，我就拉开抽屉，取出了那封信，我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罗曼·罗兰文抄》，把信夹在了里面，把书搁回了书架，使它夹在另外两本罗曼·罗兰著作之间。

　　你回家来了。你是工人，最最平凡的三级工。你们那家工厂坐落在一条最不知名的胡同里，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你那些从家庭妇女转为工人的同伴们，至今弄不清彩色电影是如何拍成，她们坚信那颜色都是用水彩笔染上去的，她们争论着，哪部片子的色儿染得更好一些？她们既害怕已经到来的“寡妇年”，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地禁止自己女儿出嫁。她们也为即将到来的猴年而揪心，有一位还曾单单从这一点出发，叫你劝我在猴年里务必停笔。啊，亲爱的，你就从那工厂回来了，头发上还挂着一些飞絮。

　　你照例询问来信的情况。我向你汇报着。你觉察出了我的不自然，你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但是你很快就发现留给我的花卷还在碗里放着，原来我因为忙于写诗又忘了午饭。你释然了，同时开始唠叨……

　　那是枫叶飘落的秋天。我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我刚参加完一个关于诗歌如何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的座谈会。我在会上发了言，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打好了大半首诗的腹稿，我打开门就想把涌动在胸中的句子倾泻给你，然而，拉开门以后，我愣住了。

　　你站在什物零乱的屋中。显然，你是想趁我不在，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让我回来后享受现成的“窗明几净”之乐。然而你的工作热情半截子上便被冷冻了。你呆呆地站在书架旁边，你身前的椅子上摊着那本《罗曼·罗兰文抄》，你手中捏着那张大照片和那封信……

　　啊，亲爱的，倘若密密的雨丝抽打在芭蕉叶上，芭蕉叶必然发出瑟瑟的声响，倘若圆圆的卵石落到湖中，湖水必然漾起层层的涟漪，你就应当听信我的解释……

　　我本是不愿伤害你，而我却深深地伤害了你。

　　夜晚，星光泻到我们的床上。你把女儿菊菊紧紧搂着，离开我一尺多，你两眼闪闪放光，像是在勘测我的心灵，你静静地怨我说：“干吗瞒着我？干吗要瞒着我呢？”

　　你痛苦。随着我新作的发表，你不仅要继续为我担“打成右派”之忧，还要独自承担着另一种忧虑……

　　啊，亲爱的，你更不必为那秋末的晚餐而忧郁。正如构成香山红叶的主要成分是黄栌而非枫树一般，构成那次晚餐的主要气氛，是纯洁的师生之谊而非暧昧情绪……

　　那一天秋意极浓。蜂蜜色的阳光，把窗外豆藤上的干叶照得筋络分明。我正坐在窗前，写着那首后来引起争论的《赠我的长发弟弟》，这时响起了叩门声。

　　我预料到，这将是又一位文学青年。

　　果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

　　她是一个短小精瘦的姑娘。她长得实在不漂亮。她脸儿黄黄的，额头上甚至有着两条不抬眉也可辨认的皱纹。她穿着工作服，径直从她做工的工厂里来我家。她从肩上取下一个油渍斑斑的帆布书包，从书包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又打开油纸包，从里面取出一扎雪白的诗稿，双手捧到了我的面前。

　　尽管在一百次以上的接待中，我已经练就了一颗坚硬和不易点燃的心。尽管我像对待许多初次来访的文学青年一样，对她宣布了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我其实并无指导别人的资格，又因为我这创作假的每一小时都很宝贵，所以我无法与您长谈；并且我即使读过了您的大作，也未必能发表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为两下里都不徒费时间、精力，请您还是打破对我的迷信，别寻师傅的好！”然而无论是我的冷淡还是我的坚辞，都不能丝毫减弱她拜我为师的决心。她安安静静地坐到我对面的凳子上，有条不紊地对我讲起了她对我自《黎明照亮窗户》以来所发表的每一首诗的评价。她讲的不是那些我已经听腻的阿谀，也不提那些我不屑一答的浅薄问题。她的某些见解，甚至使我更加懂得了我那些从心中自然流泻而出的诗句。

　　我不由翻阅起她的那扎诗稿来。一股奔腾的才气从纸面上、从字里行间冲出。我怎能不息掉烦躁与轻视的情绪，同她促膝而谈呢？一只蜜蜂，不知是何时飞进屋里的，嘤嘤地兜着圈子飞着，不时飞到她那薄薄的、发黄的辫子上，翅儿加速抖动，定在那里，仿佛在啜吸她的诗才。

　　啊，她读过普希金，读过莱蒙托夫，读过惠特曼，读过泰戈尔，甚至读过波特莱尔……她说她喜欢闻一多、戴望舒、艾青、郭小川……

　　我们就那么忘乎所以地谈着、谈着。

　　忽然，我瞥见了桌上的闹钟，不由得“啊呀”一声，我想起了你临上班时的嘱咐，我早该淘米、煮粥、买咸菜……

　　我于是向她宣布了我急需完成的任务。我抱怨说：没有办法，我经常得为洗衣服、买煤饼、倒脏土……一类的事奔忙。多亏还有个奶奶，住在不远的胡同里，总算能给我们照看菊菊，否则，我的诗情将被生活琐事消磨得一滴不剩。

　　她太懂得诗，因而就太不懂事。她坚决地说：“我来帮你。以后我每星期来你家两次，帮你洗衣服、买菜、干杂事。只求你跟我像今天这么样，谈一会儿诗。”

　　她不走。她帮我淘米煮粥。我去买来了榨菜和猪肉，她就帮我切、炒。亲爱的，当你回来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吃饭的小炕桌业已摆好，饭菜齐备，而且我和她已经坐好，只等你洗了手，坐过来，便可开饭。你望望我，望望她，一朵淡淡的灰云飘到你的脸上，你不声不响地坐到了炕桌的另一边。

　　她管你叫“师母”。我敢说她真正是无邪的。亲爱的，至今我仍坚持这样的看法。她太无邪，因此就显得太邪乎。她见我愣愣的，不怎么吃菜，她便往我碗里夹榨菜肉丝。你看见了，你垂下眼皮，你闷闷地吃着。亲爱的，你为了支持我写成《黎明照亮窗户》，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然而当黎明确实照亮我们的窗户时，你却遇到了这种你所不曾料想的事情：并没有人把我打成右派，却有虔诚的姑娘往我饭碗里夹菜……

　　亲爱的，我还记得，你更不会忘记，那个秋夜，窗外下着淅沥的细雨，老鼠在我们的床脚下跑来跑去，一只老蟋蟀从我们的碗柜下头不时发出嗄哑的鸣声。我们都没有入睡，我们长久地沉默着。后来，你叹了一声，恹恹地说：“看来，也许你跟那样的崇拜者一块过，更有意思……”我觉得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烦躁地翻了个身，把背对着你，气冲冲地说：“对对对对！你、你、你……你懂什么啊！”我听见背后传来了嘤嘤的哭声，可是我始终没有再转过身去。啊，亲爱的，请原谅我，就像叶片应当原谅露珠的滚动，就像池水应当原谅浮萍的飘移……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长信，我诚恳地请求那位女诗人不要再来，并且一并寄还了她那些美丽的诗作。我真怕她仅仅懂诗而丝毫不懂人间之事，我怕她叩门，甚至怕她回信。啊，她真是一位通达事理的诗人。她再没来叩门，也没有来信。当然，这也很难说，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在新住宅区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我们立刻搬了过去，并且不轻易告知别人住址。

　　亲爱的，我看出来，当我们迁到新居，当我们用我有限的稿费，买来令我们无限满足的最普通的书柜、“一头沉”书桌和最便宜的沙发以后，没过多久，你就更加忧郁。你同车间的大婶、大嫂们，或诚挚或讽喻地给你讲述着《铡美案》、《活捉王魁》一类的戏文，她们所强调的并不是那故事的结局，而是陈世美和王魁离异秦香莲、敫桂英的必然性。你回来向我学舌，宽厚地微笑着，摇头，表示你认为那都是小家见识，然而从你闪烁的眼波中，从你编织毛线衣的停顿、发愣中，我知道，我清楚地知道，你心头弥漫着什么样的酸雾。亲爱的，我懂得你，你爱的不是一只蜗牛，尤其不是蜗牛那华丽的外壳……

　　难道，我真成了一只负载越来越重的蜗牛了么？

　　猴年到了。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大爆发。一些地方奇旱，而另一些地方暴雨成灾。我的事业却蒸蒸日上。我获得了没有期限的创作假。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已经出版。第一版印了八万册，书名就叫《黎明照亮窗户》。报刊上一片赞扬声。当然，有人反对，不过他们并不写文章发表，因此一般纯朴的读者并不知道我还面临着实际威胁。我被邀请出席着一个又一个的座谈会、茶话会、见面会、大型和小型的宴会。我得一遍又一遍地对本国的和外国的采访者讲述：“我是怎样写出《黎明照亮窗户》的。”到头来弄得我再也读不下这首诗的任何一行。报上提及我名字的报道越来越多，而我发表的诗作越来越少。读者开始摇头，批评家开始叹气，而新闻界也终于感到我是一只已经榨干的柠檬，于是他们扑向了谭真珠——那是一颗因发表《从今不再瞒》而升起的新星。可怜的真珠，她现在每天都得重复讲述“我是怎样写《从今不再瞒》的”，直到别人和她自己都听得发腻了，然后再被另一颗新星所取代。

　　就这样，光阴匆促地从我身边掠过。春天怎么如此短暂？丁香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当我注意到时，伞状花絮已落一半。榆叶梅随开随谢，粉红的花瓣和柳絮搅在一起，在沙风中游荡。雨云是那样地罕见，因之每当有一片白云变浓发灰，燕子便欢愉地低飞，用翅膀去扫摩水面。夏天在旱象中到来。不过我们时常在居室的水泥地面上洒水，因此并不感到十分炎热。而阳台上的“死不了”也不惧怕干旱，虽然我们时时忘记浇水，它却慷慨地轮流开放着腥红、嫩黄、墨蓝、粉褐的花朵……

　　亲爱的，你目睹着我匆匆地写，匆匆地出席一个什么活动，匆匆地从外面回来，接着又是匆匆地写……你没有正式发表过任何意见，但是从你眼波的流动中，从你嘴角的颤动中，我看出来你在为我叹息。你一定在纳闷，放着平稳保险的技术员工作不做，非要奔命地写、写、写，究竟是为什么？诗，念起来是好听的，回味起来是动人的，被人称颂时也是幸福快乐的，然而一旦被人当作热门货抢购，当作名牌产品推销，当作虚有其名的东西被人訾议，岂不是太无聊、太无趣、太可悲了吗？

　　你一定是渴望着共同复归于以往的那种纯朴自然的生活。在春末的那个静夜，在落地灯勾出的光圈中，你娓娓地引我回忆我们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那屋的地面是砖铺的，靠门的地方，有两块砖碎成了两半，有一块还陷下去半寸，往往使客人进屋来个趔趄，而我们竟久久地顾不得找来整砖重铺……那窗外的豆藤，该枯死了吧？那天花板上的水渍，不是很像一幅非洲地图吗？那邻家的大花猫，该还是常爱跳到小屋的窗台上，在玻璃上蹭它的胡须？……我们曾是不打扰人，也不被人打扰的。而如今……

　　啊，亲爱的，在炎夏来临之际，鄢迪闯入了我的生活。打扰了我，更打扰了你。

　　我和她完全是偶然相遇的。那一天你上中班，晚餐是我一个人吃的。晚餐后我下楼散步，渐渐走出了楼区，来到了那条浑浊的小河边。附近工厂排出的废水使小河失去了一半的诗意，但毕竟还有另一半：岸坡上茂盛的杂草，在杂草上飞飞停停的蜻蜓，不时跳进水中的青蛙，从杂草中挺出的一两株无名的野花，成团的雾一般的蜉蝣，以及对岸被紫色暮霭衬托得格外爽目的树木与村舍的剪影……

　　正当我眼睛只感受线条和色彩，耳朵只感受声响和颤动，鼻腔只感受气息和湿度，皮肤只感受凉风的吹拂，而息掉了一切思绪的时候，忽然，一种自然以外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那是一个略显沙哑的、轻柔的女声在吟诵：

　　你轻柔地来而复去，

　　从一条路，到另一条路。

　　你出现，而后又不见，

　　从一座桥到另一座桥。

　　——脚步短促，

　　欢乐的光耀已经黯淡——

　　青年也许是我，

　　正望着河水逝去；

　　在如镜的水面，

　　你的行踪转瞬流淌、消失……

　　我不禁转动着脖颈，寻找那吟诵者，于是我看到了一位妇人。她身材颀长，严格来说，要比我高出两指之多。她那烫过的头发黑得发亮，可以看出，那是染成的。她的面容使人联想到一朵风吹既谢的白荷花，显得高贵而忧伤。她穿着一件家常的短袖衬衣和一条短裙，都是经过多次洗晾后才会有的那么一种浅黑色。当我把目光投向她时，她对我报以一个淡淡的微笑。奇怪，她仿佛早已同我熟识，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在这里散步，总不由得会想起这类的诗来。”

　　我便问她：

　　“这是谁的诗？朗费罗？叶赛宁？”

　　她走近我身旁，手里捻着一根兔尾草，淡淡地说：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西班牙诗人。他拿走了197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啊，亲爱的，请你理解我，我确确实实是一下子就被她的学识，她的风度，以及笼罩着她的那种神秘感慑服了。我只觉得那是一个优美的梦，而她是梦的核心。这梦使我焦躁不安的心灵得到平抚与慰藉，犹如溪水淌过干涸的沟渠。

　　我们相识了。我们在河边散步、交谈。我们一起走回楼区。她先邀请我到她那里坐坐，我也邀请她到我那里坐坐。我们都没有接受邀请。我们分手了。

　　当天晚上，你回到家里。你看见我正在撕毁刚写成的诗稿，你责备而爱怜地望望我，默默地到厨房洗好你为我买来的蜜桃，默默地送到我的书桌上。你叹了口气，为我，也为你自己。诗人原来竟如此难当，他已发表的诗作越轰动，他便越难写出新作，他便越痛苦，越不能懈怠，因而便离正常人的松弛而自然的生活越远。唉唉，为什么古今中外，至今还有那么多痴心人来追求这种职业，这种生活？

　　第二天傍晚，我又去了那河边，又见到了她。天边闪着电光，带腥气的黑云朝近处涌来。我们快步走回了楼区，她邀请了我，我没有拒绝，我去了她家。刚进到她家那个单元，急雨便扑了下来，窗帘飞动着，窗外凉爽滋润的气息驱散了室内的余热，使人心里非常舒服。

　　她家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艺书。长条案子上摆着色碟和笔洗，大口罐中插满已画和未画的宣纸卷。墙上是带印象派意味的风景油画。打开了录音机，屋角的音箱中传来了浑厚丰满的声音，绝不是“迪斯科”或“阿波罗”，典雅和谐，那是配器上吸收了电吉他的古典乐曲。在茶几上我发现了一张剧照，嵌在精致的古旧镜框中，那是《汾河湾》或《武家坡》中的一个场景，我辨认出来，那分演柳迎春与王宝钏的，恰是多年前的鄢迪。

　　然而她从来没当过文学家、画家、音乐家、京剧演员。她丈夫也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某一个机械工业部的技术干部。丈夫还兼着局一级的行政职务。丈夫出国考察去了。她在养病。他们在十年浩劫中遭遇很惨。但是犹如雷击后的枯树可以复出新枝一般，他们两三年里就恢复成了这个模样。窗边的吊兰已然垂下了半米多长，茉莉花绽开了十几个雪白的花瓣，散发出恬静的幽香。不要再写关于他们这种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诗歌和剧本吧，我在心里说，他们得到的补偿已经够可以了！我想到了我们住过的那个小院，那些三代同堂的小平房里的人们，那些小吃店里炸油饼的，成衣铺里舞熨斗的，铅丝厂里编纸篓的，翻砂车间抡大锤的……他们在十年浩劫中没有被揪斗过，没有上过干校，没有停发过工资……但是他们过去住小屋子，如今仍住小屋子；他们过去没吃过四鲜烤麸和午餐肉罐头，如今仍无能力买来品尝；他们过去与巴尔扎克、贝多芬无缘，如今依旧不知道托尔斯泰、小泽征尔；他们珍惜副食购买本上每人一两麻酱的供应，他们排大队等候购买便宜的西红柿……我的诗，应当更多地贡献给他们，为了使他们也能过上鄢迪这般的生活，我们当尽自己的一把力……

　　坐在鄢迪家的沙发上，我把心中想到的这些和盘托出了。她抽着香烟，那烟是把一支半截的接到了一支完整的上头，因而显得格外长，她嘬吸时也便显得别具风度。她点着头，赞同我的观点，补充说：“是呀是呀。翻开最近的文学期刊，连那些插图都大同小异，全是一些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头像，背景上不是飞动着一串天鹅，就是一些橄榄枝、郁金香之类的图案……你写吧，走出你那被黎明照亮的窗户，走到最下层的人民中间去，到他们的那些小房间里，到他们的蜂窝煤炉子和炸黄酱碗之间，去寻找诗意美……”

　　我写了。这便是不久后发表出来的《院门虚掩》、《我是一块蜂窝煤》、《炸啊，炸油饼》……那十来首新作。这些新作给我带来了新的赞扬、新的批评、新的争论。我丧失了一些原来的读者，我也增添了一些新的读者，有人斥我“转向”，有人判我堕落，也有人夸我进步。然而我仍旧是我。

　　你改成了上晚班。凌晨你肩着霞光回来，我正酣睡。而当你拉上窗帘睡觉时，我却下了楼，到鄢迪家去了。你翻过我珍藏多年的《罗曼·罗兰文抄》，你当然知道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梅琛葆之间的忘年之谊。我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同鄢迪之间的关系的。当然我不配自比为罗兰，而鄢迪也不宜类比为梅琛葆。梅琛葆是歌德的后裔，她曾是罗兰当时尚不能望其项背的前辈文学家赫尔岑以及作曲家瓦格纳的挚友；鄢迪却绝非鲁迅的后人，也不曾认识茅公或冼星海等文艺前辈。尽管我理智上明白这个，可是当我走进鄢迪那完全用冷色处理的典雅的客厅时，我在感情上却不能不把她视作“我的梅琛葆”。

　　她已读过我的新作，并且画好了一大幅写意的“枣葵图”来体现我的诗境。那画好的画还陈在案上，两侧用玉镇镇住。端详着那画，我感动了。而她犹如一竿风中的潇湘竹，在我身旁微微摇曳着。我们对视。移开目光。双双在沙发上坐下。

　　我们谈了几句。停顿。沉默。她依旧是把半截香烟接到整支上，那么徐徐地抽着。不知为什么我们忽然谈到了《老残游记》，并且争论起来。后来她宽容地笑了：“就算你对。丢开这个吧——请念一首你的新作。”

　　于是，我就给她背了头晚刚写成的《写在古老的胡同口》。念完，她霍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她扔掉烟蒂，抱拢双臂，久久地望着远处。这时我清楚地听见了鸽哨的声音。这声音使我心中漾出了更丰厚的诗意。然而我忽然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你这时该已起床。我应当为你熬一点粥，粥里加一点红枣。亲爱的，你近来比以往更瘦弱，你们厂里的活路实在太累了，尽管实现现代化的标语早已贴到了你们车间的墙上，而你们那道工序离现代化的标准依旧很远。为了成全我能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你随我搬到了这里，你上下班却要多费两个小时。我们又一点也不会“走后门”，因此虽然时常商讨说应当把你的工作换到附近，但行动起来却又不知该向何处迈步。附近工厂的干部都不读诗，与其送他们一册《黎明照亮窗户》，不如送他们一册《大众食谱》……想到这些，我便向鄢迪告辞。

　　“为什么？不要走，你多坐一会儿……”她从窗边移到我的身前。天哪，她眼里满蓄着泪水。《写在古老的胡同口》对她竟有如此的震撼力，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接着，我还来不及说话，便发生了那至今令我回忆起来还难以向你解释的事情——鄢迪一下子抓起我的右手，闭着眼睛，挨个地吻着我的手指，这时，两粒大而晶莹的泪珠，从她合拢的睫毛中滚落到了她的面颊，随即又滚落到了我的手指上……

　　我这才醒悟过来。鄢迪绝不是梅琛葆。罗曼·罗兰那时候二十五岁，而梅琛葆已经七十三岁，他们之间相差四十八岁，已经不可能产生异性之间的爱情。可是鄢迪只不过大我十岁，她对我的爱慕是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听我念诗的。我现在能够理解那位湖南姑娘的来信了。我毕竟是一个男人。原来女人并不是一定要求男人的手指是修长、白皙、柔软、芬芳的。亲爱的，你现在应当明白我后来为什么要求你吻我的手指，因为我觉得那倘若能体现出男性的力与智，便首先是应当贡奉给你的……

　　我记得自己清醒地抽回了手，并且清醒地同鄢迪告了别。回到家时，你还没有醒来。我坐在床边，凝视着你。你在睡梦中更其纯真，更其莹洁。我握住了你的手，你便醒过来了。于是我向你叙述了所发生过的一切。起初你还睡眼惺忪，愣愣地望着我，仿佛在听我念一首含意朦胧的诗作；后来你抖抖头发，睁大了双眼，带着一种稚气的惊恐，听我倾诉；最后，你垂下了眼睑。我讲完了，你仍旧收敛着睫毛，沉默少许，才抬起眼睛，迷惑而惶乱地问我：“怎么办呢？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握住你的手，你的手冰凉。我把那手贴到我的颊上，我的面颊是温热的。我对你说：“这不过是一个插曲。我请你相信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会给她写一封信的，她会明白并且同意我的意思。我对你的爱情是坚定不移的。这既不是因为要尽法律上的义务，也不是因为有道德上的约束，而是因为我们的爱情之树，它的根扎得是那样的深……你以为我会忘记你那八十七步吗？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我把你拥在怀中。你像风中的花朵般抖动着。我吻着你。你的热泪滴落到了我的胸膛之上。

　　啊，亲爱的！倘若天上只剩下两颗星星，那就是你和我，我们要固执地互相吸引；倘若地上只剩下两棵树，那也是你和我，我们的根须和枝条都要顽强地互相纠结……

　　记得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从囚禁我的那间小屋的窗栅望出去，可看见面目狰狞的雨云，正在张牙舞爪地攒聚、翻腾。一场暴雨将不可避免地来临。

　　囚禁我的原因非常单纯。在通向囚禁我的小屋的那条通道的墙上，刷着一条白漆的标语。那是一条很值钱的标语，因为每一个字至少得耗去半桶白漆。他们为什么要用白漆刷那条标语？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至今也还是茫然。也许，那仅仅是因我们那个小小的研究所的仓库里，恰巧有十多桶白油漆，而在那个岁月里，白油漆除了派作这类用场，也实在别无他用。那白油漆书写的标语，字体是很遒劲的。那是我曾经最尊敬的张工程师的书法。当然，他是被迫去书写那条标语的，两年前他曾给我来信，深致愧意，并告知我那条标语已被彻底铲去，那堵墙重新刷过，不再有一点痕迹。然而那条标语实际是漆在我的心上的，除非我这躯体陨灭，它将永存，并且永远显示着张工程师杰出的书法：“叶匪荷夫猖狂反对**同志罪该万死！”

　　这两年里来访问我的人，几乎都要提出这个问题：“当年你是怎样反对**的？”我的回答总是令他们扫兴：“当年我并没有反对过**。”是的是的，我绝不是什么反对“***”的先行者。十二年前把我揪出来，说我猖狂反对了**，不过是因为查出来我在一九六〇年发表在报纸副刊的一首寓言诗中，有一句“青青的江水，颠倒着岸边的景物”。我向“专案组”一再解释，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是谁，我怎么可能写诗“谩骂”她呢？然而，他们有一个极为强硬的逻辑：“你为什么不写成‘清清’而写成‘青青’？！”是的，我至今自己也还纳闷，当时为什么不将“青青”写成“清清”？……他们有了这样一首“反动诗”作为我罪状的“主干”，自然不难凑齐其他的材料，使我的“反**”行为成了一棵阴森森的大树，连我说过“歌剧《白毛女》是不朽的作品”这样一句话，也被解释为“猖狂攻击**同志培植的舞剧《白毛女》”……啊，不必赘述这些，这些都还不是令我绝望的因素。我在那个阴湿的傍晚之所以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因为冤屈难伸，甚至并不是因为被剃掉了眉毛，遭遇到非人的折磨，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我最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爱——父母对儿子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爱，朋友之间的爱，当然，还有最最浓烈而醇郁的情爱……

　　当我被囚禁在那间小屋中时，我的父母——一对老实而胆小的老知识分子——已经被用闷罐车运去了湖北干校。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是些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也统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去了。我昔日的朋友，特别是本单位的，也都同我划清了界限；当然，事后他们又都来找我，告知我他们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希望我一定谅解。我也诚心诚意地一一谅解了他们。然而当时的我，除了接受提审、批斗、侮辱、折磨，实在是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爱怜。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上，我有什么必要继续生存呢？

　　亲爱的，有一点我得向你坦白——当我被揪出来之后，我思念得最多的，是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关于你，我只是偶尔在心中痛楚地闪出几个镜头，然后便强制自己关闭了记忆的闸门。因为，我觉得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同你之间的感情纽带，是最容易自动消亡的。父母兄妹，不管他们将怎样对待我，我们之间也改变不了血缘关系。而你，当时还不为单位里的其他人所知，甚至还不为我的父母兄妹所知。我们是在六六年春天那个玫瑰色的星期日里邂逅的，我们在大疯狂般的世态中，从台风的风眼里寻找宁静的间隙，进行着我们的初恋……忽而我没有赴约，你当然很快便会打听出我被揪出的消息，你对我不必承担任何义务，我对你也不该怀有任何企求，我们犹如旋风中的落叶，虽然一时碰撞在一起，但终究会各飞东西。所以，当我在那间小小的囚室中哀叹没有爱来慰藉时，对你是既无盼求也无怨愤的。

　　那个傍晚我决心死去。当时我们那个单位已经有一支不小的劳改队，劳改队的成员都是经过轮番批斗以后戴上帽子的定案“牛鬼”。至于我，还得经历半个月以上的每日三场的游斗（除了本单位斗，还要借到外单位斗，以巩固人们对“**同志”的尊崇），才有希望从单人囚室中转到劳改队中去——那竟一度成了我的最高理想。但是后来“专案组”时时喝告我，依我的“恶攻”罪行，我是属于“扭送到公安部门，可以法办的”。这样，我竟连到劳改队中去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决心反抗。我本来并不曾反对**。但是我不明白，即便我写了一句诗，谈了几句话，反对了**，为什么我就得受地狱般的煎熬？她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她就如此至高无上，而我就虫豸般低贱？而且我已成了俘虏，要杀就快杀，为何对我百般辱弄？与其反复鸣冤：“我没反对过**！”不如高呼一声：“我就要反对**！**该死！”然后立即自杀，倒也痛快。主意已定，我就寻觅自杀的方法。他们防范虽严，但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在我那天中午去厕所的时候，我瞥见路过的垃圾箱旁，混杂在溢出的垃圾之中，有一片半锈的剃胡子刀片。当我上完厕所被押送回来时，我巧妙地佯装跌倒在垃圾箱旁，趁押送者别过头去掩鼻避秽的一瞬，我把那刀片拾起，藏在了掌心之中。我打算在当晚的全所批斗大会召开之前，当他们来提我上场时，先高呼我想好的口号，然后立即用那刀片割断我的大动脉……

　　当我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之后，我竟变得非常冷静，非常清醒，非常镇定。所以我竟可以久久地朝窗棚外望去，望着那条白漆的标语，望着那条窄窄的通道上空显露出的天空，和那些在空中翻腾的乌云……

　　啊，亲爱的！倘若宇宙间真有仙女，那你就是最神圣最美丽的仙女；倘若人世间真有奇迹，那你身影的出现便是最伟大最神妙的奇迹！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金色的一瞬：你，突然出现在通道的入口，你在那入口处站住了。头上是阴鸷的乌云，腥风吹乱了你的短发，闪电照亮了你面前狭窄而恐怖的道路……你后来告诉我，你是混进我们单位来的，直到你走入那条通向囚禁我的小屋的通道之前，人们并不曾注意过你。当你来到通道口上时，你一下子便明白了——我正关押在尽头的屋中，因为有那条白漆的标语，因为有那样的监狱式的窗棚……

　　啊，当我发现你的身影时，先是猛地一惊，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住了，随后，我的心就被痛楚地挤压着，血液一下子又仿佛沸腾起来。亲爱的，我看见你两眼盯住了那条白漆的标语。是走过那条标语，来到我的身边，还是退回去，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再默默地混出研究所去？你内心里经历着一场伟大的斗争。啊，亲爱的，你很快地便做出了抉择，这是一种终生的抉择，一种无法更改的抉择，你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了……

　　啊，亲爱的，我数着你的脚步，一步，两步，三步……我真怕你中途停下呀！我又真愿你赶快转身遁去——因为我虽然处于极度的迷乱与兴奋之中，也还未丧失理智，我知道，你这时一定已经引起了外间屋那些值班者的注意，他们可都是些揪人成狂的家伙呀！

　　二十五步，二十六步，二十七步……那甬道怎么如此漫长！天上扯着闪，响着雷，只是还没有泼下雨来。你的头发和衣角都被吹得掀起来、舞动着，然而你坚毅而勇敢地行进！

　　那一共是八十七步。只要我身上还流淌着一滴血，只要我还存在着一丝意识，我就忘记不了这个数字：八十七！

　　你走完八十七步，来到了外间屋的看押者们面前。

　　“你是干什么的？”

　　“我来给叶荷夫送东西。”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爱人。”

　　一个炸雷响了过去。最初的一批雨点砸了下来。

　　沉默。

　　看押者惊呆了。他们都知道我并未成婚。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已有了对象。

　　“究竟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爱人。”

　　你的声音竟然那样平静，那样自然。

　　“胡说！他没有爱人！”

　　“他有。我是他爱人。”

　　暴雨泼了下来。我双手紧紧地握住窗栅。我震颤着，仿佛一股电流通过了我的全身。啊，我有爱人，我有人爱！我有人爱，我有爱人！

　　“你什么时候跟他结婚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登记。我是他爱人。”

　　“他是现行反革命！”

　　“我给他送东西来了。不是许送东西的吗？”

　　雨下着。扯闪。闷闷的雷声。

　　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

　　“李淑玉。”

　　“什么出身？”

　　“工人。”

　　“你哪个单位的？”

　　“红卫地毯厂。”

　　“你住哪？”

　　“东方红四条十号。”

　　“你为什么要跟现行反革命结婚？”

　　“我是他爱人。”

　　“你到这来，我们要向你们厂里的***反映。”

　　“是的。电话是四十七局8993。”

　　“你要检举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

　　“如果有，我一定揭发。”

　　“你要老老实实！”

　　“我给他送东西来了。”

　　“什么东西？”

　　“一斤蛋糕，一斤白糖。”

　　“你知道你这么干，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

　　“你为什么跟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我是他爱人。”

　　“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要跟他说一句话。”

　　“不行！”

　　“我只说一句话。”

　　“你要说什么话？不许订攻守同盟！不许进行反革命串联！”

　　“我只说一句话。”

　　沉默。

　　忽然，中间的门打开了，一位看押者粗暴地对我嚷道：“叶荷夫！你的臭娘儿们要跟你说句话！你他妈的老实点儿！”

　　我踉踉跄跄地迈出了门槛。你离我三米远，隔着一张桌子。你睁圆了眼睛，那么沉静，那么爱怜地望着我。我忘记了你的身影、你的面庞，只记得你那一双莹洁清澈的眼睛。啊，亲爱的，你这双眼睛永远照耀着我，永远滋养着我，永远庇护着我。我听见一个温柔而厚实的声音：“荷夫，你要活着，你别死！”啊，亲爱的，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九个字。你是怎么被他们推搡出去的，我又是怎么被他们推搡回去的，我统统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扑到了我那肮脏的床铺上，放声痛哭了起来。我哭得胸膛一阵阵发紧发痛。我哭，是因为快乐。我快乐是因为我有人爱。我有人爱，所以我不必去死。我不必去死，所以我就变得真正清醒起来，我就觉得我那自杀的想法并不是勇敢而是胡闹——我要活着，我不死！我要活着，给**他们的好世界上添一点缺陷；我不死，我要等着看**他们的恶报！……

　　我活过来了。

　　我活得很好。

　　现在有许多人爱我。“我爱你的诗”，“我们爱你这样的诗人”，“请接受一个文学青年真挚的敬爱”，“我热爱你，就像热爱家乡的椰子一样”，“你教我懂了爱，我爱生活，爱祖国，爱乡亲，也爱你”，“我们的口号不仅应当是真、善、美，还要加上爱！我爱你这爱的播种者”……还可以从来信中摘录出更夸张、更过火、乃至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语言来。我得提防着被“爱”的狂涛淹死。

　　然而，我的爱情，是完全奉献给你的。

　　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感恩报德。你一定也这样想过。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的报恩。我知道，你需要的是我真挚、持久、涤尽了功利性因素、深入骨髓而又莫可名状的那种爱情。我知道，我能做到的，心甘情愿，至死不渝。

　　据说人类越接近高度文明，便越允许旧爱的消亡与新爱的勃发，允许自由离异与自由结合，那时的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都是今天庸人所难以理解的。我祈祷这样的理想终能实现。然而生活在现实的时空中，我仍笃信这样的观念：爱情应当是坚贞不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即使到了极度文明的社会，他们的爱情也将具有某种典范性质。真正的爱情，必是永恒的。

　　亲爱的，这便是我写给你的诗。它是写在永不凋谢的爱情之花的花瓣上的。

　　啊，亲爱的，你不要再那么忧郁，你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你的眼睛，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宇宙，那里运行着万世不灭的星辰，在熠熠闪光，在凝聚着创造力，在孕育着新的生命……

　　1980年7月10日

　　写于北京垂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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