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兼并、耕牛、河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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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一生没有大家传统认知上的老师,又或者,他的老师有一点抽象。
他此生的三个老师,分别是书籍、朋友以及现实。
前面提到过,王安石二十二岁就高中进士,而且是在四百五十名考生中,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但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本该是状元,只是在答卷中有抨击朝政的言辞,所以才被降为了第四。
也许,对现实的思考,从那一刻就已经涌动在了王安石的心中。
不过,这第二种说法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因为从后来的结果看,他当年的对手阵容也不可谓不‘豪华’。
王安石是在仁宗皇帝庆历二年中的进士,同年第一名叫杨寘(tian第二声),但状元是不是名副其实已经无从得知,因为他不幸短命夭亡。
但第二名王珪和第三名韩绛却是真材实料,这两人都和王安石一样,当过宰相。
无论如何,现实情况就是,王安石当官的时期,北宋的社会内部已经淤积了太多的复杂矛盾。
对外,宋廷和契丹人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要向辽提供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助军旅之费’,这是王安石出生前十七年发生的事情。
同时还要给西北方向的西夏岁币绢十五万匹,白银七万两,茶叶三万斤,以保证西夏向北宋称臣,保‘国泰民安’。
到了庆历四年,给辽国的‘赏赐’已经增加到了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的天文数字,几乎是当年澶渊之盟的翻倍。
钱从哪里来?自然是分摊到了百姓的头上。
王安石就曾经写诗来哀叹这段苦痛历史对百姓的伤害——
《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也许正是王安石在地方任职的时候,见识到了民多艰辛,才在后来面对自己身上的不幸时,会发出 ‘人之多不适意,岂独我乎’的感慨,这是现实交给王安石的第一个知识。
但百姓的艰苦显然不止来自于外患,它更是来源于内忧。
地方层面,北宋立国百余年,豪绅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
中枢层面,腐败、冗官、官吏无能等体制性弊病丛生,进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从整个社会层面,奢靡之风日盛,从上到下都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处处弥漫着享乐主义思潮。
有志之士已从帝国的歌舞升平之中,嗅出了大厦将倾的隐患和风险,虽然可以勉强维系好些年头,但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王朝必将走向崩溃的深渊。
这种背景下,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庆历新晋官员主导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但讽刺的是,与三十年后的王安石改革相比,此时的改革派,又显得过于保守,只局限于表层问题,未能触及根源,反而到后来成为了保守派。”
屠龙者终成恶龙!
类似的故事,大家早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但历史总是在以惊人的相似度,在重复上演!
也许就像顾知书曾经在某期《深夜巷话》里说过的那样,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安卉在笔记本上书写,对今晚这一期《故事人生》的兴趣,她比过去的任何一期节目都兴趣更大。
倒不是王安石的魅力,要超过苏轼尼采等人,而是他关注的领域,十分宏大,有显着的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积弊严重的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没落的风气,身处其中的个人,要凭借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撬动这个万斤巨人?
对安卉这个出版社的主编而言,这个命题拥有沉重的力量。
比起风花雪月的诗词,她个人对这种沉重的话题更感兴趣,也对这个宏大命题下的个人,怀抱有崇高敬意。
无论结果如何,当个人的眼中,看见的是朝代的顽疴,并且还身体力行去进行大手术。
也许这柄手术刀会割到大动脉,会引来非议,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但有病,就得治!
这是世间常理,是铁一般的规律。
至此,王安石这个名字,在她心目中已经彻底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最初只是一个苏轼政治生涯中的政敌,一个绊脚石。
后来变成了一位“急功近利”,“肆意妄为”的古板官僚。
到现在,她眼中所看见的,却是一位从苦难中成长,目光如炬,能见微知着,洞察帝国弊病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
只是不过,让人不免遗憾的是,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她好像早已被剧透,会以失败的结局收尾。
但即便如此,通过顾知书对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种种描述,还是不免让人内心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
追逐烈日的夸父,向神发起冲锋的骑士,哪怕结局是注定的,你能说这种壮烈的行为,没有意义吗?
并不能!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属于是人类勇气的赞歌,是责任,是担当,是道义,更是热爱!
如此炽热真挚的情感,你怎能不去称赞和歌颂呢?
其中展现的权谋、智慧、斗争和妥协,更是值得反复回味咀嚼,这些,才是真正的精华,是充足的养分,是可以值得你人生变得更好的、真正的老师!
安卉已经对接下来的改革大戏,变得迫不及待起来。
“关于三个北宋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王安石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关于土地兼并,他曾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观点,诗名很直白,就叫《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
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他在诗中描绘了夏商周三代圣王爱民如子,国家与百姓财产公有的理想社会。
王安石认为皇帝应该掌握天下大权,所有的财富分配都应出自天子,如果不能实行强力的中央集权,地方的官吏就会凭权力自肥。
他还说,某窃谓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
这方面的态度他终其一生都未尝有丝毫改变。
有意思的是,苏辙也读过王安石的这首《兼并》,并且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一如他石头般的性格一样尖锐深刻。
苏辙说,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放在今天的语境里,就等于指着王安石的鼻子说你仇富,你想劫富济贫,你掠夺那些勤劳致富者的劳动所得,你是酷吏!
谁对谁错,这里不予置评,请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内心评估衡量。
关于治政的问题,在古代,有个阶层叫做胥吏,所谓胥吏,就是官僚体系里的基层人员,他们是朝廷一切政策的最终落实者。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不就是官吏吗?
还真不是。
传统士大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员,其实并不乐意参与具体而琐屑的行政事务,他们追求的是以儒学思想,教化百姓,往往只是地方名义上的一把手,实际上具体操作都落在了胥吏的身上。
依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论议常耻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当不以世之所耻而废人之为善尔。
这种模式有好有坏,好处在于,由于基层胥吏基本是固定不流动的,而官员却总是会被调来调去,所以有胥吏在,即便官员流动再频繁,甚至出现暂时的空缺,也不会影响地方政务的正常开展。
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是这个意思,胥吏就是铁打衙门最核心的建材。
但胥吏是不能领朝廷俸禄的,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经手的事务挂钩,等同于是从百姓身上收取手续费,且社会地位不高。
如此一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不难预见了。
胥吏又没有前程,又没有俸禄,又手头掌握一定权力,还长期扎根在一个地方。
久而久之,成为当地一霸,欺压鱼肉百姓的情况屡见不鲜。
而那些真正想为百姓为朝廷办事实的胥吏,又因为没有官身,晋升无门。
王安石手下有个‘司法吏’,叫汪元吉,王安石就专门为他写了篇文章,希望朝廷能给他破格晋升的机会,他写道:
其为吏廉平,州人无贤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
由此可窥见王安石的现实主义思想,第一,他不拘泥于墨守成规的社会现状,思考问题从实际出发,第二,他重视有实务能力之人,唯才是举。
关于社会的奢靡风气,王安石在地方治政时,也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扭转这种不正之风。
嘉佑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要说这常州,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苏轼和常州缘分很深,先后去过常州十一次,最后去世也在常州。
但你结合苏轼的政治生涯,也可想象,能让苏轼多次前去的地方,通常也不是什么好去处。
当年的常州,灾害连年,天地荒芜,当地官吏治政又不善,民生凋敝。
诗人梅尧臣曾作诗写道,王安石前任的官员,鲜衣怒马,前呼后拥,排场极大,而王安石则是‘革辔陪泥乌。款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
王安石与梅尧臣应酬时所写的诗,也脱离了风花雪月,甚至超越了对一般日常事物的歌咏,达到了讽喻警句的境界。
比如王安石写的《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
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
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
睆彼天上星,空名岂余匹。
这就是王安石的诗词风格,《兼并》、《耕牛》、《河北民》!
他眼里所见,皆是民间疾苦,他心中所思,皆是朝廷弊病!
然后,在嘉佑三年(1058年),三十八岁的王安石,结束了他在地方上的历练升级,回到朝廷中枢,以一封‘万言书’拉开了自己大展宏图抱负的改革大幕。
王安石的这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十一年后苏轼给神宗皇帝的上书,堪称北宋万言书双壁。
大概内容比较复杂,我尽量以简单的概括形式,让大家能有基本的轮廓了解。
首先,王安石按部就班地对仁宗皇帝一通乱夸,说仁宗皇帝您是一位多么英明的执政者啊,天生聪慧,后天勤勉,有您在位执政,简直是天下万民的福气!
【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
听听,听听,苏轼和苏辙你们兄弟俩听听!
现在知道人家王安石凭什么能在宰相位置上呆那么些年了吧,都是学问!
然而,王安石夸完之后,就笔锋一转,开始揭露现实情况。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
他直接点出我们朝廷和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客观现实。
但是,这能怪我们英明神武的仁宗皇帝陛下吗?
当然是不能的!
为什么在圣明君主的治下,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王安石认为,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国家法度,偏离了‘先王之政’!
仁宗皇帝您不仅自己聪慧勤勉,您身上流传着的,都是尊贵的王室血液,基因里就注定是个优秀的人。
为什么基因里就优秀呢?因为您有一位极其优秀的祖先啊!
先王之政是好的,但后来却被那群不争气的官吏给带偏了,所以仁宗皇帝你要做的,就是恢复先王之政,如此才能明法度,礼乐行政!
没错,相信诸位也看出来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一大特征就是‘好古’。
或者说是扯古代先王之政的大旗,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古代社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招数。
但王安石‘好古’,‘师古’,但却不‘复古’,他法其精神而不效仿其形式,体现了他的变通与圆滑。
紧接着,王安石就顺势提出,要使用正确的人,才能让善法在地方得以顺利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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