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节：身体与文学人物的概念不应被混淆

苗洪:身体与文学人物的概念不应被混淆

  序言:在中国文学创作界,大约是在1999年到2013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近视双簧效应的文学现象。既在一部分作家那里，首先掀起一个所谓身体写作的潮流；而另外一部分评论家随着煞有介事的对此进行批驳。我个人当然并不反对这种文坛创作及理论上的争鸣。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年的时间。

  大家其间肯定非常奇怪的是，在身体写作实践及评价的五年漫长岁月里，我竟然没有发表过与身体写作有关的任何文学评论与理论研究的文章。这并非是我本人赞同身体写作这种创作现象与写作主张，而是这系列活动的发起人及发起的初衷根本令我不屑一顾。可以说，他们连最起码的身体概念都不明白。身体作为纯生物学意义的存在，抽象性占据主导地位。身体的抽象属性决定了身体客观的，自然的一面。假如文学创作一定要将身体纳入写作规程，那也只能是看作者个人最终将身体写成什么样。

  而对于身体来说，无论是头颅的高贵性，疑惑是其他身体器官的道德附加性，首先都改变不了其生物属性。当身体的某些器官描述上升为道德规范及道德评判时，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所谓的身体写作。而实际上，这种身体写作的概念也非常片面及形而上学。因为他们仅仅是因为用道德的目光去看待这些所谓的特殊描绘。

  而关于身体，有些东西是无法确切表达思想的。比如说强健的肌肉，既可以描述为力量的象征及正义的象征，也可以表达为某种生理需求的诱惑本源。因此，身体写作这个概念并不成立。在本文当中，我们将以广东评论员谢有顺关于身体写作的一些观点加以罗列并说明一些关于身体写作的误导。

《一》谢有顺的这篇有一个明确属于他自己理解的主题就是，写作“要以身体为准绳”。首先，这个概念就表达不明确。因为他在阐述时，也只不过是建立在身体的非生物学属性来探究这个问题。他罗列了许多道德及意识形态或宗教方面的东西以理解身体写作：身体是不可复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种公共性。为文化而写作的作家，常常显得个性模糊；而面对自己的身体，忠诚于自己的身体感觉，并对身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语言处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为好作家，因为他们有能力将身体语言化，使语言具有他身体的形状。

    在文章当中，谢有顺构建了一个非常牵强附会的逻辑关系：文学是生命叙事，也是灵魂的叙事，但在论到“灵魂”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辨析“身体”一词。

　　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灵魂和身体的二元对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但随着现代哲学的发展，这样的对立已被更复杂的思想分析所代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灵魂和身体之间，除了简单的对立，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彼此纠结、互相转化的未明区域。灵魂和身体并不是分割的，身体也不是灵魂天生的敌人，相反，身体作为一个伦理命题，日益引起思想界、文学界的重视。

　　尤其是在前些年喧嚣一时的“身体写作”中，“身体”因为有效地反抗了一种玄学化、知识化和灵魂虚化的陈旧写作，进而成了这一阶段文学革命的主角。到2000年诗歌界出现“下半身写作”，“身体”作为“肉体乌托邦”的代名词，更是被推到了写作的极致——关于身体在文学写作中的诸多争论，都源于这种极致写作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冒犯”。然而，并不能因为“身体”一词在写作界被赋予了极端色彩，就可忽视它的革命价值。“身体”一词，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趋向，好像一讲到身体，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个人的宣泄。从谢有顺的这些论证当中，我们明确可以看出他跨界知识的不足，据说他是中文博士生导师。一个博士生导师写出这样水平的文章，的确令人发指。

  《二》在当今文学理论趋于低估的状况下，我们非常欢迎谢有顺这些有中文基础的评论家及理论家对中国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作出先导性的承担。可是，在他自己也承认肉体不能构成写作基础的情形之下，依然喋喋不休的说：身体和肉体是不同的。肉体主要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础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体还有伦理、灵魂、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应该是辨证的关系，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称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明显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描述过程却非常荒谬：身体不等于肉体。

  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身体的伦理性（或者说身体性的灵魂）是真确存在的，我甚至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被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讲灵魂不讲身体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个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学——玄学写作看起来高深莫测，其实里面空无一物。灵魂不该是抽象的，因为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学和神学，也大都不否认身体存在的重要性。

　　比如《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话很多人都熟悉，可一章十四节很多人就不一定注意了，这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有人查过原文，发现“真理”和“实际”是同一个词。很多人读到“太初有道”，以为是神话，可没读到“道成了肉身”，“道”被实现了，“道”成了实际，成了可以在肉身里面实现的一种事物，它不再是那个抽象的“道”了。

　　圣经如果只讲那个抽象的“道”，那个在天空中运行和人没有关系的“道”，那我们不读也罢，但它还讲了“道成肉身”的故事，这就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通道，把神圣的“道”和人在地上的生活结合起来了，最抽象的和最具体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在文章里甚至非常可笑的设问：写作难道不也是一种类似的“道成肉身”的过程？不过它的“道”只是作家个人的思想，而圣经的“道”是神的“道”而已。“道”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在肉身里实现，要获得一个身体的现场。现在很多人一讲到精神、灵魂、理想，以为就要反对身体，从而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其实，最有力量的灵魂、最有价值的精神都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

《三》广东作家沈建浩曾经创作过一首《荷花》组诗作品以试图证明荷花不是藕的非理性概念。但是，谢有顺连这个起码的逻辑都绕不出来，最后搬出上帝来论证现实写作问题。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来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显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体作载体，才能被人认识。他既是在传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的道一点也不抽象，因为他的道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生活现场。他说人要爱父母，要爱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杀人，等等，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经验，耶稣的灵魂就会缺乏说服力。连耶稣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作家怎能越过身体直接飞翔？

　　其实，不仅圣经注重“道”和肉身的关系，中国思想家在讲“道”之时，也同样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和彰显。朱熹在《集注》里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时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阳明的诗句所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正因为强调思想、灵魂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尘”一说，《庄子·天下篇》才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弃，文学又怎能离开身体、现世而写人记事？

　　

  《四》在文章里，谢有顺一再重复别人的话语说，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严一样，身体里面也有精神。这是常识。许多时候，我们将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当成庸常而没有尊严的代名词，这是误读。如果尊严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来，那么，这种尊严就不是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体现在生活的各种细节里面。同样，精神如果无法通过日常生活、通过身体传达出来，这种精神的真实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对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地方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身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当然有物质性（生理性）的一面，但物质很可能是我们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文学虽为精神事务，但并不等于说文学由此就可脱离身体这一物质外壳而独自存在——任何的精神、灵魂和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来展现它，没有这个通道，写作就会演变成为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或者变成空洞的语言修辞术。

　　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一个人的写作，如果没有对存在、对他所体验的生活的身体性参与，他的写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虚的，这和思想管制下的假大空写作并无不同。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真正伟大的写作都是身体写作，都是写作者的身体在场的写作。

　　《五》综观谢有顺的这篇文章，欺骗下他的学生及普通老百姓还可以。可是，即便是欺骗，他也没有提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只不过是罗列了疑心别人的概念及理论成果：身体是不可复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种公共性。为文化而写作的作家，常常显得个性模糊；而面对自己的身体，忠诚于自己的身体感觉，并对身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语言处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为好作家，因为他们有能力将身体语言化，使语言具有他身体的形状。比如，读李白的诗，可以感觉到李白这个人是豪放的、飘逸的，有一种神采飞扬的身体印象；读杜甫的诗，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沉着、忧伤，身体前进的步伐感觉是缓慢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语言留给读者的印象，它是另一种真实。

　　伟大的文学总能让人通过它的语言，看到作者的身体——读这样的作品，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个具体的人对话，而不是在和一种空泛的思想打交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当你喜欢读一个作家的文字，时间久了，你还会喜欢上这个人，你会去寻找这个人的照片，去读他的传记，了解他身体活动的历史，渴望知道他的爱情故事，甚至会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会有这种愿望，就因为他的作品把他的身体带到了你的面前，你渴望了解这个人更多的方面，才会萌生看他的故居和遗物的想法。

　　现在很多作家在写作上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不承认写作是有身体性的，或者，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身体性，但没有面对自己身体的勇气，没有把身体在语言中实现出来的能力。一些脆弱、无能的人，却在作品里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刚强、充满力量的人（相反，卡夫卡就真实地面对了自己的脆弱和无能，他承认，“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种虚假性就会构成对写作的致命伤害。写作的虚假性，许多时候正是源于写作者对身体的遮蔽。而据说，谢有顺的这个文章还有下篇，到时候我们一起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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