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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节:写诗歌是为记忆前世伤痕


诗人能找到前世回家路  写诗歌是为记忆前世伤痕  

    

    诗性的智慧——一位哲学家关于生命的探索

尽管哲学家们倾向于诉诸人类的理性来探索宇宙之道与生命之道,把哲学当作是以理性思维的形式出现的关于宇宙总体的终极关怀;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多大哲学家宁愿追随基督之道,选择过一种“对神的理智的爱”的敬虔生活。帕斯卡尔就是这样一位爱神的哲学家。他对神的爱远远超过对尘世间荣誉、财富、感官快乐的贪恋。最后,他是在饱尝天恩滋味的幸福状态中安息主怀的。

一、早慧与《追思》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1623—1662)是一个体弱多病式的天才。他以其早慧与非凡的睿智跻身于17世纪天才的行列,不但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在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中几乎涉猎当时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并且在每个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说帕斯卡尔是个天才,是因为造物主给了他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奇特的大脑,这种大脑完全不需要别人的指点,可以单纯凭着神在大自然中的启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借文字创造,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幼年的帕斯卡尔已显示了他对研究自然的极大的兴趣与卓越的才能。11岁时写出《论声音》,论述振动体发音问题。16岁时撰写《圆椎曲线论》,这篇探讨“神秘的六边形”的论文,使笛卡尔在赞叹之余,不免怀疑它是否真的出自一个孩子之手。18岁时开始设计计算机,这直接启发了莱布尼茨对自动机的研究。帕斯卡尔在18岁时患艾基纳病而得到一位冉森派医生的治疗,这使帕斯卡尔全家接受了冉森教义。由于冉森派的风格是强调理智,因此帕斯卡尔从18岁开始追随冉森派,专心致力于研究科学问题。28岁

时撰写《论真空序》(片段),从理论上清除“自然畏惧真空”的教条。这个残篇之所以珍贵,不但因为帕斯卡尔明确宣布几何学、音乐、物理学、医学、建筑这些学科是依靠感官、实验和推理过程,而不是依靠权威得以成立,而且还因文字之优美传诸后世,使他成为一代文宗。31岁时出版了他在物理学上的两篇著作《大气重力论》与《液体平衡论》。第二年又完成了一系列数论和概率论的研究工作;也是在这一年他提出了代数学上沿用至今的有名的“帕斯卡尔三角形”。

不过,就在他追寻科学理性,在数学与物理学等科学领域充分展示其才华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影响帕斯卡尔终生的事件。1654年11月23日帕斯卡尔乘马车遇险,两匹马均坠死在巴黎塞纳-马恩省-马恩省河中,而帕斯卡尔本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次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帕斯卡尔,使他经历了一番特殊的内心体验。帕斯卡尔于当夜(他称之为“激情之夜”)心潮澎湃,幡然悔悟,遂撰《追思》一文,秘不宣人。直到他去世以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才发现,《追思》一文的内容是他出死入生的生命见证。上面写道∶

“正直的天父,这世界从不知道你,但我已知道你。愿我再不离开你。”

《追思》一文表明,正是在这所谓“激情之夜”,耶稣基督的灵已经悄然降临在帕斯卡尔的心中,神的恩典已经完全临到他的身上,他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追思》一文的内容与耶稣基督本人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一切信的人祷告中的一段话是何等地相似。耶稣在祷告中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约翰福音17:25)

《圣经》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在帕斯卡尔那里,情况正是这样。自从他的心彻底接受了基督的灵后,帕斯卡尔便不再为世俗生活所动,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从世俗问题转向宗教问题,从科学问题转向人心问题。直言之,从属世的问题转向属灵的问题。神成了他生命的主宰,也成了他研究的主题。对于他来说,神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既是世界的本体,又是认识论上的真理,并且是伦理上善的化身,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所在。对神的信仰,为他探讨宇宙之道与生命之道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视域。帕斯卡尔说∶“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诗一般的语言勾画出他那非凡的睿智与沈思的神情。帕斯卡尔正是在面临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中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其结果便是在他去世后由后人整理出版

的《思想录》。《思想录》作为帕斯卡尔的随笔,文思流畅,斐然可读,在震撼人的内心,启迪人的思想,引领人走向基督之道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与意义。

二、对永恒的静默

比大海浩瀚的是蔚然的天空,而比天空壮阔的则是人的内心。繁星密布的苍穹与人心中的道德律,古往今来是如此之令人惊叹、令人迷茫,以致于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有谁在冥行盲索、苦苦思恋着永恒的问题,那么他实质上就徘徊于神的殿堂门前,离信神只差一步之遥了。

然而,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后的思想家们对于神的信仰已经不再是那么单纯、那么简单了。当哥白尼天体运行假说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打破了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时候,人便成了茫茫宇宙的一个孤独的可怜的存在物。人这个所谓宇宙的精灵原来不过是面对无限自然而惊叹、而恐惧的渺小存在物。那苍穹之令人赞叹的无穷运动,那高高在人的头上回旋运动着的日月星辰之永恒的光芒,那辽阔无边的海洋之令人惊骇恐惧的起伏,难道是为了人的利益而设立,为了人的方便而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吗?人这个不仅不能掌握自己,而且遭受万物摆弄的可怜而渺小的尤物,自称是宇宙的主人和至尊,难道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帕斯卡尔那一双深邃的眼睛,那一颗忧虑的心灵,面对着永恒的宇宙(指空间——时间)进行着痛苦的内心体验与思求。对永恒的静默促使他对自己以往的生活信念进行彻底的反思。科学理性看起来并不是解决自然问题与人生问题的唯一合适的手段。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倒不如说是对真实生活的背叛。帕斯卡尔断言,真正的智慧既是科学的,又是诗性的。他把前者称之为“几何学精神”,它象征逻辑与理智;把后者称之为“敏感性精神”,它象征直觉与非理性。“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正的智慧除了雄辩、逻辑与修辞而外,尚须靠感情或心灵。真正的智慧不能容忍理性主义的道德面孔,而是要撕下其虚伪的面纱,让真实的人生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正的智慧并不只是关注那与人无关的冰冷的知识

,而是要关注人的整个生命,把一切都化作人的生活,并且不是一般地关心生活,而是要追求生命的本体,赋予生活以意义。因此,在帕斯卡尔那里,真正的智慧与其说是关注世俗问题的,不如说是关注宗教信仰的;与其说是关注科学知识的,不如说是关注人的存在问题的;与其说是用来进行理性的探究的,不如说是用来进行直觉与体验;并且,不但是关于生的沉思,而且是关于死的默念。

三、关于人的沉思

如果说对永恒的静默为帕斯卡尔关于生命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视野的话,那么关于人的沉思便是他关于生命的探索的具体内容。人是什么?或者说,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是他关于人的沉思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帕斯卡尔的探索是在揭示人的真实存在状况诸如悲哀、无聊、荒诞与虚无等之后,试图为人指明一条通往永恒福祉的道路。

在帕斯卡尔看来,关于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探讨,决不是一件空泛的可有可无的事。它不但是出于一种精神信仰上的虔敬的热忱,而且是出于一种人世利益的原则与一种自爱的利益而具有的感情。帕斯卡尔把人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找到神并事奉神的人”;一类是“没有找到神而极力在寻求神的人”;一类是“既不寻求神也没有找到神而生活的人”。帕斯卡尔对于那些不知道“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人十分恼火。这些人整天沉溺于世俗活动,忙忙碌碌终其一生却无暇顾及自身的存在,他们活着却并不懂得生活的意义,竟然对追求人生之真理无动于衷而生活下去。在帕斯卡尔看来,这种处于迷茫状态而又不加以寻求的人是非常可悲的。他说∶“对于涉及他们的本身、他们的永生、他们的一切的一件事,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

惊异,使我震讶,在我看来他就是恶魔。”(《思想录》汉译本,第91页)

世人之所以安于这种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无知状态,究其原因乃在于拒绝正视“永恒悲惨的必然性”,即拒绝正视作为个体生命最终归于死亡这一残酷的现实。帕斯卡尔,作为一个悟道者,要向世人揭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的可怕命运,要让他们于消遣的娱乐中感觉到自己的愚昧,于空间——时间的永恒中感觉到自身的荒诞与虚无。他指出,人相对于宇宙(即空间——时间)而言是一个虚无和荒诞的存在物;相对于自身而言却永远是一个悖论——一个灵魂和肉体的不可思议的结合体,一个可悲的却以思想自认伟大的怪物,一个为逃避自我的虚无本性而在消遣中被恹恹地引向死亡的无聊的存在物。帕斯卡尔不胜惆怅地感叹∶“人心是多么地空洞而又充满了污秽啊!”(《思想录》汉译本,第73页)  “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

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才;既是真理的贮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思想录》汉译本,第196页)这就是堕落人类的真实状况。

既然人的存在状况是那样地盲目与可悲,那样的充满偶然与不确定,那么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的一切可悲就在于背弃了神。“人若没有信仰就不能认识真正的美好,也不能认识正义。”(《思想录》汉译本,第184页)神是迷茫痛苦的人的福音,是人的永恒福祉之所在。“高傲的人们啊,就请你们认识你们自己对于自己是怎样矛盾的一种悖论吧!无能的理智啊,让自己谦卑吧;愚蠢的天性啊,让自己沉默吧;要懂得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己的,从你的主人那里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情况吧。谛听上帝吧!”(《思想录》汉译本,第196页)人只有“步入虔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只有皈信基督,与神和好,人的灵魂才能得拯救。“我们祈求上帝的仁慈,并非为了要他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邪恶之中得到平静,而是为了他可以把我们从其中解

救出来。”(《思想录》汉译本,第244页)基督之道就是通往永恒福祉的道路。

帕斯卡尔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个,改变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对他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他在皈信基督之后关于生命的探讨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一个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里程碑。《思想录》作为他的灵修札记,作为他向世人所作的生命见证,对后世思想家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今天,对于我们追随基督之道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迪意义。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经验:在冬夜,独守着一炉火;或者,和一圈朋友围火堆坐着。谁也不作声,只默默注视四壁奔突追逐的影子。这是我们自身的影像,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舞蹈;被火光拽来扯去,像欣赏一出皮影戏。

  你可能从没想过,这是一首诗的动机,也是一道著名的哲学命题。但,柏拉图想到了,美国现代诗人斯蒂文斯也想到了。

  华莱士·斯蒂文斯(1879——1955)常被称作“诗人的诗人”,或“批评家的诗人”,在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他与艾略特、庞德齐名。他的诗近似于纯诗。半个世纪来,西方的批评家们对他的阐释众说纷纭,精神分析学家见到了“性”,哲学批评家们悟出了“道”。可见,同宗同文,也不是接近斯蒂文斯的捷径。八年前,我在电台的诗歌节目里,曾介绍过他的名诗《坛子的轶事》,深受青年朋友的喜爱。这也证明了,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极富有预见性。

  在下面这首诗里,斯蒂文斯并没正面表现《黑色的统治》这一主题,自有道理。因为人类的视觉构造有盲点。

  整首诗采用面向炉火的视角,围绕着首句中的黑夜和炉火这一对象征展开,像剥茧抽丝,对主导动机反复演绎,像一首火焰色彩随意性联想的变奏曲。

  

黑夜,在炉火边,

灌木丛的各种色彩,

落叶的各种色调,

重复再现,

在房间里旋转,

就像树叶本身

在风中旋转。

是的,浓密的铁杉树的色彩

大步走来

我想起了孔雀的

啼唤。

  

  我们必须反复玩味这首诗的核心象征:夜和炉火,以确定其义域的可能边界。

  如果说火是色彩的象征,夜是对色彩的否定。黑色,是对所有色彩的否定;正像夜是白昼的否定。火象征活着的白昼世界,及一切可感的色彩,形式,和现象界;而夜则象征死亡,影子世界,以及虚无和否定。

  世界和万物的构成可以浓缩在这一对相反相成的象征原型里:凡向光的一面构成白昼,色彩,纷纭万变的形式,即万物的生界;凡背光的一面构成黑夜,既无色彩也无形式差异,即无物的死域。光和暗很像形式逻辑中的肯定和否定。同一颗浑圆的地球,被太阳那永恒的火焰——和夜空中任一微弱的星光并无本质区别——分割为白昼和黑夜两半球,遂造成哲学史上诸多喧嚷和争议。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转一个身,背对太阳,让面庞沦于阴影,便可以说:夜已降临。死亡,也无非如此。

斯蒂文斯并不正面表现他身后的,也是包围我们这颗小小星球的宇宙无涯的黑暗和死寂,他只是听任目光随火焰的色调展开联想。于是,灌木丛,落叶,铁杉树,孔雀,似乎整个自然都喧响着挤进他小小的房间和这首诗中来了。他想到什么,什么就栩栩如生地走进他的诗中:“孔雀尾翎的各种色彩/也像这落叶/翻卷,在风中,/在黄昏的风中。/色彩扫过房间,/就像孔雀从铁杉树上/飞落地面。/我听到这些孔雀的啼唤/那啼唤是在抗议暮色,/还是抗议落叶自身/在风中翻卷?/翻卷,好像孔雀尾翎/在喧闹的火焰中翻卷,/高声地,好像铁杉树里/充满孔雀的啼唤。”

诗人是在玩弄意象的变奏术?还是火焰在玩弄意象变奏术?抑或是太阳、大自然都在玩弄这套戏法,在愚弄我们的视觉?诗的发展部里,孔雀成了主角,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我们联想到凤凰涅槃的主题,死亡和再生的主题,也是变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诗人成功地模仿变奏曲让各个动机依次变奏拓展的形式,最终把孔雀的形象织进一部多重奏的火的乐章里,让落叶的旋律,黄昏的风,孔雀和铁杉树,火焰,形成一股旋风似的交响。而这种眼花缭乱的连续变奏,又恰如其分地烘托出火光在墙壁上摇曳不定的幢幢黑影,后者才是《黑色的统治》这首诗的关注焦点。

墙上的投影只是窗外夜空和夜世界的缩影。因为黑夜,只是更大的炉火——太阳在地球上的投影。如果你知道,光明朗照的太阳,和我们在夜晚无涯的黑暗中看到的任一星半点的星光一样微弱,你便会理解《黑色的统治》的主题和斯蒂文斯式的“恐惧”。在诗的结尾,诗人才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窗外那无涯的黑色:

  

窗外,我看到群星闪现

就好像落叶

在风中翻卷。

我看到黑夜大步走来,

像浓密的铁杉的颜色,

我感到恐惧,

我记起了孔雀的啼唤。

  

诗人为什么要把黑色的统治这一主题置于诗外,只让火光的投影在读者背后摇曳不定呢?这符合公众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的观点。因为一般人都倾向于火焰和日光,被色彩和纷纭万象所吸引,惟独忽视了阴影,黑夜或死亡无所不在的窥视。只有像诗人向身后窗外无涯的夜色望去,你才会意识到,一旦火光熄灭,广袤的黑暗便会像窥伺已久的鬣狗一拥而上,最终取得对生命和世界的统治。

斯蒂文斯并不是第一个思索过这一现象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便早已抓住这一象征,并把它归纳为有关假相和实在的那个著名的洞穴寓言。柏拉图是这样写的:

  

  

现在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的天性能够明白或糊涂到什么程度:——看那,许多人住在一个地下的洞空格,他们头后只有一个通光线的洞口。他们的腿和脖子都被锁着,不能动,他们只能看着前面。一堆火在他们身后熊熊燃烧着,他们面前的墙壁好像演皮影戏的人挂起的一道幕布,要在这块幕上表演傀儡。

一人说:我看见了。他们都是些奇形怪状的囚犯。

我回答说:那就是我们自己。他们只看见自己的影子或别人的影子。而那些只是火焰投射在洞穴对面墙上的。

  

      老柏拉图像个诗人似的,在讲哲学;但斯蒂文斯更像个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这是跨越二十个世纪的对话,直到今天才传到太平洋的彼岸,青岛,我们这里。俞耕耘(书评人)



多克托罗,这位20世纪后半叶美国伟大的犹太裔小说家,以其毕生才华作出了两个选择:在现实主义的海岸扬起新历史主义的风帆,以后现代的虚构观念想象城市生活的密度质感。约翰·巴斯曾感叹,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袋子竟能装进如此多风格迥异的作家。多克托罗被装进去不是因为他不好好讲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会玩文本迷宫的小游戏。他像一个幻术大师做着混淆历史与虚构的精彩演出。这不就是在历史与小说中和稀泥吗?不,只能说,虚构是一种姿态,它想象着更高的真实。

多克托罗是城市生活的歌者,小说集《诗人的生活》所收短篇,带着摇摆乐的短促力度、蓝调的无名忧郁、爵士乐的荒野强力,与《纽约兄弟》《世界博览会》史诗般的交响调度形成鲜明反差。同名小说《诗人的生活》并不“好看”,因为叙事者抛弃故事,没有线索,靠搜集其他夫妇的琐屑素材堆砌自己的婚姻空间。作品无序混乱的形式正是对中产阶级空虚生活的戏仿。《流浪汉》初看会以为作者大搞行为艺术,在谋篇上拼贴、剪切、连缀等技法层出不穷。动机却只有一个:用手法暴力造成故事断裂,拆解中产阶级自我放逐的执狂与疏离反抗的孤寂。《威利》或许更能代表整部结集的古怪狂乱。它表面上是一个告密者的故事:男孩向父亲告发母亲的空格通奸,实则挖掘了儿童的破坏欲与性意识的转换游戏。威利报复母亲时的虐待欲望,完全源于对母亲的占有幻想。他想替代那个通奸者。厌恶与恶心都基于占有的失落。《家族的作家》与《世界博览会》让人想起风月宝鉴,一阴一阳,正照反照,情感结构却惊人相似。祖母与母亲的怨恨、母亲对父亲的抱怨、母亲对大姑姑的反感高度一致,相互贯通。即使将二者视为姊妹篇,也未尝不可。



《世界博览会》并未像《家族的作家》一样,最后以一封反讽信宣泄不满,而是以参观博览会的一抹亮色维系了家庭温情。多克托罗是迷人的,他的文字里内置着温度计、晴雨表,叙事中悬挂着情绪线。很难想象,凡俗的家庭碎戏能写出什么新花样?是不是只有加些猛料:骇俗的不伦之恋、惊悚的罪案情节、悬疑的哥特气质、凌乱的情感纠缠才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兴致?多克托罗没有那么LOW,他敢于面对凡俗的人生与无聊的本质,在无事里写出况味,在平静里见出微澜。他品味各种内在张力、静默冲突、巧妙制衡,从而找出家族氛围、宗教传统与时代语境的内在关联。小说中,家族对矛盾与疏离总是羞于承认,这是被遮蔽的密约。作家以爱的力量写尽痛苦的幽微,以力的解析道出矛盾所在,“从我母亲和父亲那里展开的是家庭的双翼,它们的力量不相等,因而使我们的飞行不稳定。”日常风暴也是爱的象征。

说人易,谈己难。叙事者是自传体小说处理的鸡肋,太真切不免泄露隐私,太美化不免矫情浮夸。“我”(埃德加)理解能力有限,缺少分析,观察却更近真实。而母亲、哥哥和姑妈的插述补叙让小说顿时成为多乐章的大型交响,它再次彰显了作家的音乐气质。在“我”看来,父亲的形象带着优越的自信,他是生活的引领者、文化的启蒙者、城市的主宰者。“那时我就可以向成人文明的混乱状态敞开我的思想,知道他会为我找到秩序。”母亲对父亲却含着不满与烦躁,她的抱怨是对“我”的逆向增补与拆解。多克托罗在此有意模拟了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不同人讲一个故事的戏法。不过,作家有着自己的变奏和装饰音,他没有一味独白,而是以埃德加为潜在对象形成倾诉的对话。这使小说华丽而不失质感。

世界博览会成为作家的最终布景与秘密道具,伏笔长、出现晚,有如相声的抖包袱与解扣儿,展示着“明日世界”这一主题对人类生活的幸福允诺。而当“我”看到诺玛表演裸体章鱼舞时的不忍与疼痛,也反思了城市将人低俗景观化的倾向。诺玛与梅格的相伴教会“我”尊重女性,征文比赛让“我”铭记: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与美国男孩的成长其实是同一个故事。



相较于《世界博览会》的波澜不惊、悠游信步,《纽约兄弟》更具史诗气质。它以小人物的生存反射世事变易,纪实与虚构、诗性与哲思、空间与时间凝结为历史的背景远声。小说演绎城市、想象历史,将近七十年的美国大历史圈入了私人生活中。

福克纳让疯子说话,多克托罗则让瞎子记事。这不仅是技巧上的自信,同时也是关一扇窗,开一扇门的好机会。霍默失明使小说用直觉换感觉、拿想象换视觉、以空间换时间,它使人魅惑。弟弟依赖情感虚构和感官想象的叠加:选择与逃避、夸大与微缩,内向性搭建起自己的诗意王国。他像一个永无图纸的设计师,没有棋盘的棋手,想象了城市的生存空间。他以触觉和气味感知人生中的女性形象,身体的肉感、忧伤的幻觉、瞬息的陶醉让小说唯美。

兰利则是霍默的唤梦人,随时拆散美好幻象。他只有成为“我”的影子,才能完成兄弟相守的寓言。如果他只是一个偏执狂,那他的归宿应该是疯人院,而不是在小说里絮絮叨叨。细看他的疯癫固执,确有那么点哲学神经、文青气质,你会把他看做怪咖而不是病人,看做收藏级骨灰粉而不是拾荒破落户。战争重创使兰利对社会主流观念采取反抗姿态。他的替代品理论正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轮回;收集癖乃是在混乱无序中寻找秩序与理性;渴望一张“终极报纸”则是超越具体意志、追寻人类一切可能的疯狂尝试。他嘲笑了战争概念本身,“它不过是人类的致命缺陷”;对于钢琴课学生(兄弟共有的精神恋人)成为宗教布道的牺牲品,他悲痛且愤怒。

在小说中,房子成为演绎历史的魔术舞台。一部小说的始末,是房子在时代变迁中荒颓与自闭的慢镜头。它是一个剧场,让各时代、种族、阶层的人物登台,又像一个墓穴埋葬了所有人物。说它是纽约版的小红楼,又何尝不可?家庭成员相继离去、所有女性消逝殆尽,这原来也是彻底的悲剧。垃圾充实着精神的荒芜,房子从给“我”带来享受到变为障碍。作家总是曲折隐喻着“我”感知的死亡,年华的不再。“我就像个丢失了地图的旅行者。”“我”与哈罗德不能合奏,更源于一去不返的感受力:那种即兴发挥的天赋、自信无穷的精神。逝去人物与“我”皆在时间中退去,只有那实在的空间距离才是真切的。

一个作家的底色往往来自于多重涂抹:多克托罗承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尔维尔、德莱塞的现实传统,人文主义、宗教关怀、生活温情则形成了多克托罗独特的LOGO。2015年7月,这位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作家在纽约去世,终年84岁,我们终将怀念这位苦吟诗人、诗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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