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节：关于商震诗学主张的有序思考

诗歌应该是通往理性之路的工具：关于商震诗学主张的有序思考  

                                                  

                                                                          帕男  苗洪

  

        

    商震不同于那些中国的先锋诗人或者说先锋作家，他首先是尊重国家制度的诗人，热爱社会主义生活方针的纯朴的主流至上的诗人。其创作原则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对环境的感恩之情的体现。他的创作思想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这种积极向上的创作精神促使他始终和祖国的共同承担。他从来就不相信一个社会主义旗职下生长的中国诗人对自己的祖国有什么精神和生存危机感；

    他把每个事件每次流浪都当做再次起飞的契机。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极其健康的诗人情感。从商震诗歌中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再的健康人格状态，是对当今所流行的颓废诗歌写作的一个彻底反叛，因此，我们可以把商震诗歌的写作成为一个关于完整人格的书写方针——题记

      我坚守着对诗歌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性中真善美的敬畏。我的诗应该是我诗观的具体表现，那就是：脚踏实地地生活，老实本分地做人，认认真真地积累生活经验和储备知识——商震

    

    《一》商震关于诗歌理性的思考

    

    读商震的诗歌，就象是面对一颗巨大的思想炮弹，随时就会无情的击破你关于所有人生的信仰，击破你原先狭隘的思想堡磊，击穿你原先的关于一切思考的空间结构，让你重组一个关于世界的崭新思考。击穿你关于所有道德信念的思维定势，让你重新获得是个关于道德重建的内核基因。让你瞬间解体着那个关于当今中国人一直精心布局的哲学逻辑的思考方阵，以裂变的思维方式迎接着下个关于稳定哲学的思考原则，让你在一个相当稳固的思维空间中展开一个关于新生与废墟的辨证思考，让你获得关于重建人文世界的勇气和启迪。

    在商震的诗歌中，你将会重新认识一个沙漠结构式的内在聚集的力量接结构，分解着一个关于集结与离散的分子结构，在惊心动魄的对应思考中重新认识世界被分解之后所依然固存的那个聚集的内部再生的组合应力。让你瞬间解体着我们一直以来关无实体与虚构之间无法沟通的认知或协义，让你在一个关于虚构的场合里重新体会着另一种属性的关于实体的存在。让你瞬间重构人生死亡于生存与肉体的对应思考，让你瞬间甭溃着你原先固有的死亡恐惧情结，重构一个关于高于生存与灵魂，肉体与精神的唯物角度的思考。

    商震的诗会让你模糊死亡与生命的界限，模糊着一个关于生命毁灭的悲观思潮，重建生存与世界的信赖关系；商震的诗歌或许在每一环节中都处处设置了一个关于让你悲观解体的方案，让你在孤烟的神秘雾体中迅即将自己沉淀已久的关于永生意义的思维构建。商震的诗歌从不建立一个关于生命或思亡的独立思考空间。他一直并不主张去赞扬生命的美好或死亡的恐惧。因为在人活着的时候，人会要在某些时期体验与体会比死亡更加痛苦的感觉或绝望。因此，商震试图以构建一并不十分美好的生命世界去弱化人类面对死亡的恐惧意识。而实际上我们在关于这种结论的时候，一直在关心着商震诗歌背后的宗教元素或某种关于人生宗教的思考区间。商震一直在客观事件里求证着一个关于人生活着的价值或实际价值的结果。而当潜意识当中期待的理想结果并未如期来临，商震也不会使用诗歌或随笔的形式去构建一个悲观绝亡的，类似海子，顾城，或骆一禾诗歌思考中的悲剧或危机感。

    与此同时，商震并不特别强调生命是一个关于更新换代的过程。他认为，在宗教那里，可能会用生命的轮回说去解脱关于死亡的恐惧心理从而站在一个彼岸的角度去等候下次生命循环的开始。商震在诗歌中关于物的陈述与议论其实是一个解体固有之物的固有意念的的表达方式。在同一个物体的处理上，商震成功的突破了一个传统的并且几乎是不可愈跃的那个关于非此即彼的思维禁区及框架结构，成功导入事物多层属性的叙事概念。不再让人们在二者必居其一的无第三方选择中去选则更多的方案以协调人生的矛盾，苦闷和挫折。商震能在一些比较普通的社会现象及其社会事件中寻找到那些关于解体人生哲学价值道德等领域固有的结构空间。商震在作品中将离婚与世界的自然印象自然音响融为一体，折射与衬托出灵魂在情感转折出的剧烈碰撞。或许是对于一段旧感情的赞美或许是控诉。但那过去的一切或者说未来的一切亦都不再重要，因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起飞

瓶子，就让瓷

这个古老的骄傲

瞬间还原成尘土，”

【离婚】  

第一次知道，破碎的声音

也是动听的乐曲

“嘭————哗啦啦”

是定音鼓敲响后

管弦乐与打击乐同时登场

一只外观很美的瓷瓶

从此处向彼处飞翔

像高台跳水运动员优雅的翻腾

瓶子落地，礼花绽放

瓶子解脱了

不必为供参观端着严谨的仪表

不必遮盖内部的空虚

再也不用每天拂掉尘土

假装干净

瓶子是为完整而生

为稳固而活

破碎都缘于意外

而一次意外，常常是演习了多年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起飞

瓶子，就让瓷

这个古老的骄傲

瞬间还原成尘土

    但是，商震在完成这一系列的思考任务之后并没有向其他的任何诗人一样告诉别人他接下来要告诉读者怎么去做。因为每个读者的经历不一样，所以在商震看来，诗歌的启蒙力量并不是能够启蒙所有人的觉悟程度及其觉悟的空间。实际上在商震关于诗歌思考的某些理论体系中都明确指出了诗歌的非说教功用观点。而其中他一再也重审了自己诗歌思考的现实主义原则。他并不赞同诗歌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漫延与扩张之说，因为诗人试图通过诗歌的存在诗歌的力量去构建一个理想的生存世界只是一遥遥无期的幻想。其实，早在他的纪实文学《白皮书》创作过程中，他就一再重申，文学的使命仅仅是在向社会向公众甚至于是向其他的文学家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关于世界关于人生关于典型的描绘的书面报告，而不是告诉别人社会在这本书写完之后就给社会带来了如何的发展方向。

      因此，在商震关于文学的思考方针中，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如果你一个作家，却偏要充当社会学家去议论社会议题，政治议题，道德议题，性别议题，哲学议题，价值议题，生存议题，社会议题，那还不如去竟选议员或者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商震曾经毫不客气的指出，一些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充当政治或时事分析家的角色只能折射出其文学书写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欲望或政治野心及其试图通过诗歌统治世界的权力向往。他指出，类似的诗人充其量是在表达自己征服世界的欲望，而不是真正的书写，是一种文学投机。他同时指出，类似诗人之所以出现这种创作思考，主要原因一个是强烈的仕途欲望，一个是强烈的征服欲望，而当这一系列欲望无法通过个人的实际权力得以实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欲望失控的局面。

    因此，在商震那里，以任何诗歌体现诗人政权欲望的状况，并不是一个单纯追求个体地位提升的简单需求。他又指出，一个诗人最可怕的不是在诗歌里体现了多么强烈的提升欲望，更可怕的是当他试图用诗歌统帅世界的欲望破灭之后的失望，他们将这种失望总结为一个所谓世界危机之说，造成一个世界或宇宙毁灭之象，而真正让人类进入可悲的悲观思维模式。因此，在商震那里一直提倡的诗学主张是，以血性与理性展开关于诗歌的创作或思考一个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和书写良心（十几年前，我看到牛汉先生的一幅题词：“热切期盼中国出现有血性的大诗。”我当时心里就一震。不知牛汉先生是对谁而说对何而言，我却为这句话思至今日——商震语）。

    他一再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象哲学家那样处处制造着关于世界混乱的最恶思考，而是要坚持以文明理性的原则去体现诗歌价值的存在。他是一个极其信仰文化力量的诗人，但是却从不放大与放纵文化力量的有限属性。他所信仰的诗歌一个关于解体一个旧思维的诗歌思想，但却并不是一个关于如何改变世界外部结构的思考方针(读完哲学，别去写诗。诠释哲学，是诗人做得最蠢的事。没有发现，可以抒发一些人本的情愫）。因此，他在后来的诗集出版时，将诗集正式命名为《无序排队》就是渴望世界回归理性，回归秩序愿望的体现。

  实际上在几十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他最苦闷的就是，他被中国近百年诗歌的各种主义所包围，突破是艰难的。他有力量和智慧去突破中国诗歌一个又一经典的堡垒，但却无力去击破中国人关于经典的崇拜情结。这种崇拜的力量是让人窒息而无力。

  当年斯诺给叛逆者的一个本无心的也纯粹艺术描述的，叛逆者是一个写诗的叛逆，并且这种叛逆形象及其叛逆人格成为中国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诗人应该是叛逆的。但实际上的问题是，诗人是否就是应该因为追求叛逆的性格与张扬就必须放弃创作的责任和文化的良心？这好像是个诗人及其诗歌评论家们所一直没有真正思考的中心问题。诗人应该具有叛逆的秉性之说，其实是个历史的误会。

    因为诗人们只接收了欧阳修，白居易，苏东坡，屈原等人的叛逆及其对生活时代的抗争诗学主张，但是却没有看见诗歌里那种对自然的完美屈服与崇拜之情。  

    商震关于诗歌的理性思考问题之一是：我们如何理解诗人固有的流放情结与诗人故土情结两种矛盾情结并存的状况？一个诗人的流放意识是否就证明爱国情感的实质性游离？第二个问题是:  当一个诗人一方面崇尚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又如何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完成对社会的歌颂叙事及议论？  第三个问题是:  当诗人试图以抽象概念描述事件或人物时，典型是否就不再需要为具体的行为负责？人与物本为一体，“抽象”是抽取其全部涵义呢还是断章取义呢？  秉持真实、客观态度即可。  

《二》关于商震诗歌书写中地域认同理念的超越体现及其体验。

    1,在商震的第二本诗集《无序排队》即将出版一周年前夕，国内有些著名诗人希望以我的视角去解读一下商震的诗歌。实际上关于商震诗歌的主要创作方针，在他自己的文学理论文章里就有着非常深刻的解剖与展示。但是，实际上国内的文学批评家及其诗歌评论家乃至是权威人士，在对于商震及其诗歌分析研究或者说进行评论的时候，一直陷于的是一个围绕着关于“本性情、重体悟，多有老到洗练、富于启示者”，“紧贴生活，有着浓郁的日常气息。在极其细节的刻画，诗人又常常抽身出来，投以冷冷的一瞥，见出情怀与兴味”角度进行评论的方针。据了解，这个角度是由著名诗人李宏伟所划定的结论。

    当我接到一些诗人的要求去解读商震诗歌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有很大的压力，或者说去评论商震的诗歌是一次冒险的评论工作。商震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同时更是一名非常具有造诣的诗歌理论工作者。

    对于许多诗人来说，单纯的评价他们的诗歌而不涉及他们理论方面的元素——这种评论总体来说，过程或者说整个评论程序包括评论的整个过程都简单了许多。你只要在评论的过程中解析了诗歌中心思想或技巧方面的内涵就算完成了整个评论的工作。几乎不受到来自诗人本身理论环境的约束或影响。但是这种评论模式对于评价不涉及诗人内部理论机制的评论工作是非常适合的评论模式或评论方针，而对于商震这种既创作诗歌又利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译诗歌理论及其创作风格的诗人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首先你不可能在重复商震自身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毫无意义的机械的重复式的评论工作其次是也不可能在完全违背商震自我解读的基础上去推翻他的自我解读。第三就是，必须寻找商震自我解读过程中那些明显被疏露的或者说是隐藏的理论角落。

    我们从商震的作品《社会生活》之中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出他通过与朋友下棋的情节描述，展示出生命与环境与时局的运筹帷幄之间所包含的掌控与不可掌控的两种不同的结果。由生命中的友情再到智慧较量行为中的敌我交锋，由自我的挑战到沉着的应对，反应出商震关于客观事物的多层思考方针。在商震的书写过程中，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始终隐藏的那个关于建构与解体的内外部相互牵制，制约之后而导致非理性思考。从这篇《社会生活》的布局来看，关于友情，生命，躯体，灵魂之间的变异交替的处理，标志着商震诗歌哲学思考辩证思考框架的初步形成。

  

《社会生活》

　　

一个好朋友约我下棋

我们用一块块木头做的兵马

摆列战阵，埋头厮杀

  

棋盘上，是

一块木头请另一块木头出局

心里却想着，怎样

你死我活

  我们表情紧张，敌视

  往日的友情化为乌有

  活脱脱的两个歹徒

  

    2,商震诗歌书写中地域认同理念的超越体现及其体验。由外地旅居或客居或移居北京的诗人是中国诗歌群落的一个重要群体。我们在评论诗歌或者诗人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原则是评论他们的诗歌及其他们诗歌书写的成就。但实际上我们在评论这一诗歌群体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直没有列入诗歌评论家的工作日程。这就是关于这一群体中所客观存在的一个关于地域任同的书写方针。无论这些诗人来自中国的各个不同的地域或地区，抑或是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当他们在北京书写诗歌的时候，他们潜意识当中都会存在着一个关于自身出生地的认同情感及其北京认同情感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在这里可以把移民诗人的人格定义为一个崭新的人格概念：旅居人格。

    与此同时，因为诗人不同于其他文本创作的作家群体。这些其他的作家群体在北京创作的时候，在潜意识当中并不是很明显的存在着这么一个认同的矛盾的交汇。但是，当我们在进行类似诗人群体的创作情感及其创作精神分析时却必须关注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因为在诗人的潜意识心理当中，他们特别重视的是关于流放及其流浪生存状况对他们书写行为的深刻影响。故乡情结，精神家园的追逐特别容易唤醒他们隐藏的那个关于流放与流浪的意识层面。在这个意识层面背后所隐藏的心理机制就是体现在这些旅居北京的诗人如何书写这种多层地域认同思想及情感的问题。这些直接关系到他们诗歌书写的主体思考或者说是个体情感的表达。这种状况同时也深层会明显的给他们下达一个关于故土情感表达的复合指令。我们从许多旅居北京的诗人一方面深深热爱着北京这坐城市，一方面又在诗歌用渗透着强烈的思乡情绪。这种热爱生存地与热爱工作地，于出生地的情感很明显在这里遭遇相互碰撞的局面。

  我们从大量的旅居北京诗人的创作过程或创作行为中，很难找到这些诗认关于地域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的宏观情叙的存在与拓张。尤其是这些移民诗人在书写以北京题材为主题的诗歌过程中，几乎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这种流放情叙的存在。他们在关于北京诗题材歌的创作中，执行的仅仅只是站在一个以北京作为情感参照的角度去书写北京，同时渗透着强烈的主观思乡情绪。

    

    而我们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感觉非常疑惑的问题是，到底是因为某种单纯的思乡情叙在书写北京的过程中流露出的故乡情感，或者说是北京对他们所表露的某种拒绝而使他们释放出更加强烈的思乡情感，这是我们在关于旅居诗人的研究中从未关注的领域。因为我们关注的只是诗人们浓厚的思乡情感，并对此加以肯定或提升，但是却很少从地域认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一个外地诗人是否能与现存的地域达成认同的协意或状态是判断一个诗人生存情绪及其天然流放情绪的主要参照体系或者说是参照你坐标。因此我们在研究大量北京移民诗人作品的时候，发现商震可以称得上是唯一能够消弱这种认同差别心理的优秀诗人。这也是我们在这次关于商震诗歌分析中的主要发现。因此一个旅居诗人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的文化，民俗，生活内部并进行正常的创作尤其重要。商震的北京书写方针为我们研究诗人潜意识当中关于故乡，流放流浪等情绪的体验提供了实例。

  但是，实际上，不论商震对于北京的地域认同感多么强烈，他潜意识当中最渴望的回归自己梦寐以求的故土。著名文艺批评家霍骏明曾经把这种渴望回归的心理，归纳为商震潜意识当中的“写作诗歌，就是为了找到“还乡”的路。”的理性过程。“还乡”、“栖居”、“诗意”早已经被不明就里的人们用得烂俗了。但是对于商震而言，“还乡”却是来自于骨髓的，是“一滴酸楚的泪”苦熬成盐的过程。这既是地理和血脉的还乡，又是人性本我的还乡。当诗人说出“我是倒退着离开故乡的”时候，这只能是时代的无语症。他的诗歌里经常会出现凛凛的白雪、寒冷中的东北故地和缥缈若无的乡音，而且设置的时间背景不管是出自巧合还是出自于诗人的有意安排，大多都是黑夜。这样，黑夜、白雪和故乡“埋伏着暗火的炭”之间的对话就发生了，而且这种发声简直就是杯盘与杯盘之间的惨烈碰撞。我在商震的这些诗歌里不断听到这种碰撞的炸裂和脆响。有过乡土经验的人知道，一把烧得通红的铁器伸进冷水那一刻意味着什么？（——因自霍骏明《手握铁钉的人走向炉火》）。

但是，商震诗歌中的旅居情感又有着与其他诗人完全不同的思想方针。他把每个事件每次流浪都当做再次起飞的契机。表达出一种积极向上，极其健康的诗人情感。从商震诗歌中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再的健康人格状态，是对当今所流行的颓废诗歌写作的一个彻底反叛。

【扬州遇雨】  

一进扬州    大雨兜头盖脸

街上的人像被强行洗刷的物件

我没有躲避也没用防雨器具

直接走进雨水里

雨水把我浑身浇透

解开了捆绑我的绳索

我的每个汗毛孔都张开嘴呼吸

如果，这场豪雨

再把我的五脏六腑冲洗一遍

让我纤尘不留

我一定能双脚离地，飞起来

有些人淋过扬州的雨，飞起来了

比如李白，杜牧，张若虚

虽然，杜牧总想着“玉人”“吹箫”

那也是神仙们向往的事情

我知道，我很难飞起来

身外的俗尘避不开

体内的泥土洗不净

想念心爱的人一定要躲在墙角旮旯

越走进扬州街巷的深处    雨越大

我希望这雨是戒尺或皮鞭

提醒我：即使洗不掉所有俗尘

也要跺着脚，做飞起来的准备

3,  关于商震诗歌的解读，我们首先在他自我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主要的任务还是甄别出他诗学主张与众不同的地方。实际上，我们从他早期作品《我为什么写诗》这篇诗词中首先感受到的是他非常浓厚的自白主义风格。

《我为什么写诗》

  

我有洁癖

为了它

我用头上的帽子对付恶俗

用肉身来阻抗腌臜

还穿了几套会说假话的衣服

  

灵魂一直干净着

干净得孤单

寂寥

  

月明星亮的安静时

我请它喝茶

它一言不发，甚至有些委屈

我劝它：想开点儿

至少我用写诗陪着你呢。

  这种强烈的自白风格的发现或许对于我们解读商震诗歌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评论突破点。但是，商震所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与美国自白派的创始人生存年代及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他们关于自白的方针都是一个关于文艺复兴激情已经消退的文化的从容时代。

    

    4,当然，商震的自白原则又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其相对激情的社会及其时代的背景～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背景理解为是商震生存的国家是一个一直处在试图寻找真正文艺复兴契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文学必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寻找必须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基础。  

  

  与此同时歌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各个领域的信仰精神与诗人歌颂自然书写以自然元素为主要主张的书写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达程协义的书写方针。自然环境是祖国抽象思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震近期的一些作品其实一直是在为这种协义的达成寻找证明的空间。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许多关于描述北京的作品中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商震诗歌创作方针是一个高于自然，体现人民信仰的书写方针。

    商震诗歌中关于北京元素的描述方针，与当今中国诗界著名领军诗人雷平阳，周啸天，朱零，刘年完全不同的思考方针。商震与他们的主要区别就是在关于北京元素的思考过程中，则明显是一个宏观方针的思考模式。他不象以上所提及的那些诗人在叙述北京的时候，嵌入更多的是关于个人主观领域的微观思考。他们似乎更喜欢在诗歌中去揭露个人情绪中于北京政治成份有所分化的对立思考。他们更善于从细节中感受北京纯粹生存意义及其精神意义的思考。当然，他们的思考方针既不与北京作为政治背景的思考发生冲突，也不与北京自身沉重的人文及其文化的内部环境出发，试图去求证一个关于北京个体生存的思考层面。当然，以上的这些诗人并没有放弃在北京元素的思考框架中去展示现代生活与传统文明的碰撞与交汇并产生崭新思考的那个关于北京现状的解构体系。

    而商震在处理北京元素的时候，除了保持相对稳定的自白思考之外，同时还融入了老舍先生《龙须沟》的叙事结构与议论的思想立场。我们从商震近期创作的诗歌《喇叭沟门一夜》可以看出这种文学立场的存在。剧本《龙须沟》是一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颂歌，它以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拥护和热爱。尽管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百废待兴的解放初期，但是，我们今天却面临着更加困惑的精神思考，价值思考，人生思考，道德规范及其生存领域的思考。或许我们今天不再需要更多的理论去启发去证明困惑之下的中国思想，但是，当我们面对精神困惑及其价值观念困惑的时候，依然要通过一个由内及外的觉悟启发的过程，以领导这种精神上的解放。实际上，在当今世代，诗歌以其精神层面的启发力量，唤醒着时代及其公民的觉悟进程。作为六十年代之初出生的商震，作为一个经历过多层精神颠簸的中国诗人，他迫切感受的是一个关于诗歌创作去构建精神空间的强烈气氛。他希望在日趋无序的道德领域中去构建一个关于有序的道德世界。

  “生活中有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只要诗人能在诗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商震做了十几年的编辑体会到的一条创作原则。关于诗人是否具有使命的问题，商震曾明确指出“我不敢说”。但是他却敢说诗人要有时代感。生活在此时代，就要有此时代的气息、审美，甚至是此时代的词根。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不是件简单的事。不写成口号不滑入说明文，要有社会的表情要有诗人自己的感情。

一

好久没看到银河了

在怀柔，在喇叭沟门

这条河就在我头顶哗哗地流淌

  

我仰起头，专注地看

看着看着，就站在了银河边上

  

天空是染了蓝色的水晶

所有的星星都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风躲起来了，云躲起来了

天地间

只有我和星星眉目传情

  

我的影子比肉身鲜活

青蛙的歌声让夜变得虚幻

  

这是童话的世界

是喇叭沟门真实的夜晚

  

这样的夜晚

身上不能长出翅膀

应该无权去睡觉

不能和某颗星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真是枉活一生

二

头上的星星

是一炬一炬的火烛

我真怕再往高处走几步

头发会被点燃

  

喇叭沟门的夜晚

每颗星星都在大声喧哗

我要数星星

要弄清楚星星是否和人一样多

是否和人一样有善恶美丑

我暗暗地设定

无论数那一颗星星

数到累了就休息

就像数身边的人

我一颗一颗地数

东启明西长庚南辰北斗

当数到一颗并不明亮的星星时

突然累了，卧床即睡

  

很快，我又在梦里活动着

梦里我在银河边

站在牛郎的身旁

我在哭

在替牛郎哭

哭得泪雨滂沱

直到哭醒

醒来时

银河里真的多了一些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以比较主观并且宏观的诗歌思考状况，与商震的出生地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他来自辽宁与营口市，距离北京并不遥远。与雷平阳他们相比，在潜意识当中，对北京的认同情绪要大于前者。也就是说，客居北京的情感及其心理情绪一直是刘年等诗人以流放心态叙述北京的主要叙事心理机制。商震对北京地域上的认同，是生存地于工作地人文，道德，价值观念比较贴近的结果。因此，商震关于北京的叙事方针是更加观注的关于北京的整体思考及其整个北京发展的思考理念。

  5,另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从北京目前的文字环境及其语音环境理解为是民族外部环境介入并发生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北京现时的文化形态中，是民族文化及其外来文化的外部力量冲击了北京民俗文化及其本土内部环境结果，而不是北京内部文化环境冲击外部的结果。因此，在这个关于外来人书写北京的过程中，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两极分化的状态。一个是关于流放者思考北京的文学形态，一个是关于认同者思考北京的文学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以叙述北京日常生活事件的书写思考也是个非常矛盾的状态。永久居留者有时候却并不完全在心理上接受该地区的现象其实是一个我们未曾深度观注并思考的问题。但是，他们会赞美北京的好，会点戳北京的痛，会疏泄背井离乡或者遭受生活压抑的种种伤感。

6,  关于地域文化的认同。  据学者研究结果认为，文化的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民族性更具狭隘性或专属性，并具有极强的可识别性。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每个民族都受地域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的文化传统，同样，同一民族因所处环境不同，也出现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既是地域的又是民族的。通过对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社会的观察,笔者发现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比较注重同乡关系,很多人的社会关系“重心”仍然限定在地域（略）一些重要的社会交往领域如:仪式空格往(婚丧嫁娶等仪式)、情感空格往(挚友圈的活动)以及（略）会资源而进行的“目的性”(工具理性)交往中,以同一地域为背景的同乡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中被重点“利用”的关系.人们在地域认同观念下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谋求、维护一定的社会资源.除此之外,社会个体的地域属性、地域背景也成为区分社会个体（略）签.  以地域为背景的社会群体,是观察维吾尔族社会结构(地位、角色与群体等)的一个角度.地域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为观测“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较宽广的“视角”,同时为探讨人类学有关“认同”的理论及社会学与人类学共有的理论命题——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略）笔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探讨与解释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的,以民族志的描述方式,选定一个特定的地域群体——乌鲁木齐的阿图什人,先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地域认同观念进行了“素描”,通过参与观...从孔子到康有为，从鲁迅到今天的Globalization全球化——迭代更换，不变是黄皮肤加上方方正正的汉语汉字，变的是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文化，接受更多新的观点。不管多么封闭的堡垒，总是有可以透过风的缝隙。

　　历史是文化的沉淀，我记得黑格尔总结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站在这个“世界法庭”，审视当今世界，人类的进步是被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所推动着，每个民族都凭借自身独特的个性为共同的进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每一民族的历史，都在星空中谱写了灿烂的一笔一笔。“每一分，每一秒，每个地域都在进行的文化的交流，文化的渗透，文化的演变。个人的静止，是思想的死亡；地域的排斥，是文化的悲哀。”

  由此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问题是，热爱第二故乡的情感是大于生存之地还是小于生存之地？这是个应该得到求证的问题。叶落归根是一个最直接体现的情绪。多重故土情感多重故乡情感。有些诗人流浪的区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空间概念。他们今天这方，明天那里其实都是一个关于出生地的情感在那里彰显出最根本的导向原则。故乡四重奏。  

  实际上在刘年前不久出版的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中有许多关于北京题材的作品。很明显，刘年是试图在分解北京与个人苦难的过程中以展现出一个客居北京诗人作为一个城市一个世界的旁观者的凝重思考。而商震关于北京的思考则显得是一个恢宏波澜的状况。商震作品中的桀傲不驯的东北秉性也是他关于诗歌创作中钢性价值模式的充份体现。  

试图对于每个流浪经过的地域都产生和出生地同样的情感，以减少流浪与流放的负罪感。客居北京的情感及其心理情绪一直是刘年等诗人以流放心态叙述北京的主要叙事心理机制。商震对北京地域上的认同，是一个诗人对生存地于工作地的认同以宏观思考对应宏观场景的思考方针。  

《三》商震作为一名具有特别重要实践意义的诗人，对于诗歌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状态是一个必然趋势及其一个必然结果。商震曾经说过：“对诗歌有贡献的人，是那些给诗歌带来新的气息、提出新的问题的人；不是那些发表了很多首诗出版了很多本诗集的人。初唐的陈子昂，我只记住他的一首《登幽州台歌》。清朝的乾隆皇帝写了五万首诗，不知有谁能记住一句半首。”实际上，商震所说的提出新的问题的人，不仅是指一个诗人能否创作出优秀的诗歌，还要针对诗歌本身的创作环境提出崭新的理论或创新的观念。

    1,从《大漠孤烟》到《无序排队》实际上展示的是一个诗人在漫长的诗歌书写经历及其实践的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觉悟过程。  

  　商震诗集《无序排队》去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诗人从其六百余首作品中选定编排，共收录一百七十六首诗，是其至今创作的回顾与总结。关于这部诗集的权威定义是：“商震的诗本性情、重体悟，多有老到洗练、富于启示者。这些作品紧贴生活，有着浓郁的日常气息。在极其细节的刻画中，诗人又常常抽身出来，投以冷冷的一瞥，见出情怀与兴味。”但我个人的观点却与此评价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在这篇《诗歌应该是通往理性之路的工具：关于商震诗学主张的有序思考》评论当中，我主要想谈谈我个人比较中肯的意见。

  与此同时，我们在阅读这两部跨年跨时空将近15年的同一诗人的诗歌过程中，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商震一个比较特殊的提升状态和提升结果。这是一个从感性创作思考向理性创作思考的提升，是一个由实践型诗人向学者型诗人成功转换的过程。这种提升本应该促使商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去融入去镶嵌更多的哲学元素，但实际上在商震的创作实践中一直拒绝着哲学元素的介入。这种拒绝不但没有影响到他成为学者型诗人的进程，相反更加拓宽了商震诗歌创作的思考区间，使商震的诗歌在整体上显示出理论的元素结构及其框架的雏形。关于是否能够从一个诗人的作品及其思想中提取出与理论接轨的物质，并不是一个从其浩瀚的诗歌作品中或者说其复杂的诗歌思考中就能够发现其中所隐藏的理论元素，这个理论的发现实际上并不是量变到质变的逻辑过程。因为一个诗人在创作上的完善有可能仅仅只是技巧的提升或者说思想觉悟的提升。

  因为这系列的提升仅仅只是代表其个人成长的结果和证明，但是却并不一定具备指导别人的创作经验。  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权力与文学经典，学术论争与话语权力之争、理论是如何讲述的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犀利而独到的观点，深化了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学理论反思研究。文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它的实践品格在于：它来源于文学实践，同时又受文学实践的检验，并进而指导文学实践活动。其价值取向品格在于：它作为文学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总是打上阶级或阶层的烙印，体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同一客体可以形成多对象，并可运用多视角、多方法加以研究，所以形成了多样化形态。既然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包含一下项目，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那么诗歌理论所对应的区间也应该是诗歌哲学、诗歌社会学、诗歌心理学、诗歌符号学、诗歌价值学、诗歌信息学、诗歌文化学。

  

2,    善于从符号中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思考及结论及其探索的创作机制是商震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段之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贝尔格莱德进行文学访问的时候，对一家名称被命名为“？”的咖啡厅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这个符号藏有秘密

用左眼看是淋漓的鲜血

右眼看有滚烫的吻

  

这是一家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咖啡馆的名字

咖啡馆只有三十平米

它正面对着贝尔格莱德最大的东正教堂

背面是16世纪南斯拉夫公国的王宫

  

几经战火和多少代王权更替

教堂没遭损坏

王宫没被损坏

咖啡馆也完好无损

好的炮弹都不破坏历史、宗教

也不破坏闲适的生活

  

咖啡馆的门框很低

出出进进的人

都要把自己弯成问号

问着进去问着出来

咖啡馆弱小

问号却穿透了时空

  

什么人起的名字

把人的生活状态做了咖啡馆的招牌

葡萄酒和咖啡不能把问号拉直

王宫和教堂呢

  

我在这家咖啡馆里

只喝了一杯咖啡

问号就在心里动起来

  商震这次文学交流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学方阵对另一个已经死亡了的社会主义文学国度的访问。他们由过去的文学同志，走向今天文学意识的分道扬镳。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交流。实际上这只有一个问号的咖啡厅，既是南斯拉夫人民对历史的疑问，也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现存道德观念，人生价值的疑问。在后来商震把这篇作品归类为对世界关于黑白思考的作品之列。

    

在分析商震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如果坚持的是一条让商震放弃关于主流思考的分析路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商震来说，不可能要求他放弃对社会主义坚定的信仰及其时代的信仰痕迹。

  商震不同于那些中国的先锋诗人或者说先锋作家，他首先是尊重国家制度的诗人，热爱社会主义生活方针的纯朴的主流至上的诗人。其创作原则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对环境的感恩之情的体现。他的创作思想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这种积极向上的创作精神促使他始终和祖国的共同承担。他从来就不相信一个社会主义旗职下生长的中国诗人对自己的祖国有什么精神和生存危机感。

    这种情感状况是他始终没有走向海子派，朦胧派的主要支撑。他始终坚信，一个失去国家信仰支撑的诗人他的灵魂能走多远。实际上我们许多权威评论家在评论当中，也若隐若现的体现出了对商震创作品德洁净状态方面的关注和肯定。但这些评论家只是在将商震的诗歌思想和创作品德的肯定区域保持并限定于干净就为止了，但是却没有深层提出商震为什么会干净？

  实际上商震的干净来自于他对生存之地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每一个流浪之地的热爱。并把这种强烈的热爱之情最后上什为国家感情。最后再体现出关无诗歌创作过程中所呈现的那个关于诗人的良心结构。作为《诗刊》的副主编，他或许可以让一些探索性的诗歌最终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但他决不放纵由探索所带来的种种负面的效应。他允许一个诗人去评论时代，去评论自己的国家，甚至于可以是精神，道德，价值，社会的评价，但是却不允许歪曲现实社会。这是商震的文学原则立场所在。他允许着某一个诗人从纯空间纯结构的角度去解剖人性中的丑恶，但他更注重一个诗人关于自身觉悟的思考。当然，在他的某些诗歌当中也渗透着关于宗教领域的那个关于自我（内在的我）与他我（外在的我）的肉体与精神的双向议论。

《另一个我》

    我知道，还有一个我寄居在体内

    我吃香的喝辣的穿新衣睡暖床

    另一个我都逍遥体外从不参与

    我爱什么恨什么焦虑失眠

    都是另一个我干的事

  

　我不喜欢另一个我时，驱不走他

    我想和另一个我聊聊，他不现身

　有时，他是一棵树

    在他的树荫下，我会唱出绿色的歌

    有时，他是驯兽师

    我偶尔闪出的梦幻光芒

    常被他降服成普通的白日之亮

    我一定是欠了他很多债

  活着，仅是为了把他的债一笔一笔地还清

  他天天盯着我，我却看不见他的形色

    就这样，我们僵持着形影不离

  据说，只有我的肉体到了生命的终点

    别人才能把另一个我看清

  这个寄居的家伙

  是我心底的情人

  只能有距离地靠近

  我一直在设想

  某一天，我的骨头被生活的泥水冲走

  另一个我可能会乘隙而逃

  那时，我将成为纯粹的肉

  单一的我，是会像麻雀一样叽喳地飞

  还是像圈养的家禽快乐地奔向别人的餐桌

  在社会制度的有序列与无序列之间寻求社会发展及其社会秩序社会成员到每个个体觉悟程度提高的方针与方向，变革中的内外部的因果思考实际上是商震诗歌将哲学思考及其过程的推导：

　无序排队

　我一直在计划着销毁自己

　我这个钢铁水泥建造的人

　不反映冷暖血液浑浊肌肉失去弹性的人

    大脑被安装了程序控制的人

    这样的人，一定得死

    

    我没确定何时死怎样死

　因为还有一点未遂的欲念

  

    我这个没看过花开却吃了许多果子的人

    这个吃不饱喝不醉说不出真话的人

  这个有姓名却不知道列入哪个名册的人

    这样的人，不能死

    

      我能看到一朵花专为我开，就死

    能吃饱喝醉说出心底话，就死

    能被证明血肉里有骨头，就死

    那些驱使着我和不喜欢我的家伙们

    再等等，我不是一定要先看到你们死

    

实际上在商震的许多创作言论中，都认为：如果一个诗人的诗歌作品无法为推进个人觉悟的进程而出发，为推进社会前进的进程而出发，为推进文化的先进进程而出发，那么他的作品就是叛逆的作品至少他其中没有正能量的存在。如果文学只是以教会了人类怎么死亡怎么自杀怎么仇恨为己任，那还不如就此没有文学的存在。

    实际上我们在翻阅中国诗歌近期的流派史时，没有看见商震加盟任何流派的信息。但是你要要求我们的诗人一定要归为哪一个流派呢？我曾经阅读过所谓各种流派的作品，发现他们依然最关注的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关于世界的思考应该不是某一流派的专利行为，翻身求解放是全世界诗人歌颂的主体信念，应该不是哪个诗人独霸的思考区间。  

    3,  从反观中国诗歌流派理论的结构中，我们可以明确发现在中国新诗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诗歌理论构建的缺陷是尤其缺乏理性及其指导意义。一个诗歌流派的理论如果仅仅只是建立在关于如何总结自我诗歌流派经验或特征基础之上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理论，充其量是对本诗歌流派经验的总结。

      

        中国近代诗歌的主要流派及其理论：（1）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徐志摩、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2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2）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以艾青、彭燕郊、牛汉、曾卓等为代表的"七月诗派"；（3）20世纪40年代以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4）20世纪50年代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派诗群"；（5）20世纪50年代以覃子豪、钟鼎文和后起的余光中、罗门、蓉子为代表的"蓝星诗群"；（6）20世纪50年代以洛夫、张默和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群"；（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岛、杨炼、多多、顾城、江河、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群"；（8）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海子为代表的"神性写作"，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他们诗群"，以及以周伦佑、杨黎等为代表的"非非诗群"；（9）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桑克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以伊沙、徐江、侯马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10）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以莫非、林童、树才、娜夜、卢卫平、路也、唐诗、刘文旋、马永波、谯达摩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写作"；（11）21世纪初以朵渔、尹丽川、沈浩波、南人、巫昂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以及以安琪、格式、马策、赵丽华等为代表的"中间代写作"　（12）21世纪初至今以张荣寰、易道禅等为代表的“世界精神”派，将诗歌及其理论融入了世界文明的内核与灵魂的升华感知。诗歌理论：是诗与歌的活动领域中联系实际推演出来的写作概念与原理，也是人格理想的生态表达，是从对生活现象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而描述出的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现象的性质、作用、原因或起源的评价、看法、提法或程式；是诗与歌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诗性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诗歌的知识体系。

鲁迅先生说的:做奴隶虽然不幸，但知道挣扎，总有挣脱的机会。而如果从奴隶生活里寻找出美来，赞叹、陶醉，那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中国的每一次天灾人祸都能涌现出这么一批万劫不复者。

    4,商震诗歌的理论基础是，抛开唯心主义的思考方法，由精神，意识，情感，忧伤等寄托诗意的普遍书写原则，坚持以任意符号的实体意义展开诗歌主题的讨论。

    

  商震的诗歌在拒绝唯心主义方叛逆的同时，但并不就意味着他纯粹的在诗歌创作上完全结受了唯物主义的思考方针。他的诗歌在反思路线上可以说是走向的是一个重新洞察一切的思考方针，也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颠覆与波动。这种波动既有顺应人性，人文的情绪，也有反人性叛逆文化的情绪反应。

  这种冲击实际上并未在本质上改变某种人类自身关于自我发展的内部环境。只是促使某些地区的人民在被政治所摧毁的原社会框架的基础上渴望时代一如既往的发展。在文化方面，东欧巨变主要是给文化带来了一个消灭左冀文化的机遇。实诗歌应该是通往理性之路的工具：关于商震诗学主张的有序思考际上这种左倾向右倾文学创作的倾斜，不但没有消灭激情与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存在，相反更加促使某种激情的元素在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中广泛的漫延。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但如果稍加分析，出现这种左倾被削弱之后年代的激情，实际上是冲破左倾文学思想约束力的结果。这种情形实际上在七十年代末期在中国的内部文学创作空间中就已经开始了运作。

诗歌应该是通往理性之路的工具：关于商震诗学主张的有序思考

    《四》关于商震诗品，编品与人品的自我回顾与阶段性归纳

      写诗近三十年，编诗近二十年，如果现在让我必须选择一项，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编诗。

      一个编辑当他发现一组好稿子时，那种快乐比童年时过年看到桌上有好吃的还要高兴，完全可以得意忘形，而且会一生铭记。面对一摞诗稿，像面对一个个陌生的世界。一首好诗读下来，好像正与朋友半醺而谈。即使有些不是很好的稿子，读下来也会让我感受到一些人间的冷暖善恶。

      每天读好诗，就是每天在接受真诚与善良的教育。

      好诗读多了，编发多了，对自己的创作也形成了压力。常常对自己说：一定要写得比自己毙掉的那些稿子好。因由这个自律，一段时间里竟羞于动笔。后来，自己慢慢体会到，赏花和种花完全是从两个不同的地方发力。于是，我又开始写，虽然写的不多，却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苛刻了许多；但，我在种花的时候尤其是面对自己种的花，还是无法完全回到我赏花的状态上。（看来孤芳自赏是通病。）相反，在赏花的时候却常常想到自己是怎样种的花。好在我是常赏而不常种，不至于让自己常常处于暗自神伤的境地。也好在我从写诗那天起，就没想过要用写诗来追名逐利。我一直把写诗当记日记，求真而不苛求精彩。

      工艺精良的假花可以骗过一般人的肉眼，绝对骗不了蜜蜂。编辑就应该是那个可以甄别真假花的蜜蜂。

      近些年我对写诗下了一些功夫，也是编辑这个身份的压力所致。我很爱编辑这个职业，爱我们那本杂志，我生怕我的作品的拙劣会丢我们那个集体的脸。可是，“诗有别才”，写诗肯定不会像种花那样，有好种子，合适的土地，充足的阳光雨水，适当的养料再加一点经验，就能种出好花来那样容易。（我丝毫没有低估种花的技术含量，此处只是借来一比。）所以写出来的诗歌，自己没看出多好，也感觉不到多坏。

      我一向认为诗歌不是去寻找读者，而是去寻找知音。可是作为文学杂志的编辑又必须争得读者。所以，我在写诗的时候就可以率性而为；在编诗的时候既要考虑诗人的号召力，又要看作品的艺术质量，还要顾及读者群。诗人是我们的上帝，读者更是。我宁愿一万个人说我写的诗不好，不愿意有一个人说我们杂志编发的诗不好。就像我自己的孩子长得丑俊不会影响整个中国人的面貌一样。

      我编诗很自信，写诗也不自卑。面对一些诗稿，我会编出我们杂志需要的好诗；当然，我们没法要求听惯了美声唱法的人一定要他说通俗歌好听，就像不能要求爱吃粤菜的人去赞美川菜。我写诗时不会考虑美声、通俗，粤菜、川菜，只想表现真我。我写诗时，会想到观念、对象，感性存在和形象。

      我常常会把我们杂志编发的诗与其他杂志编发的诗去对照，去总结得失；而我写的作品从来没去和任何人的任何一首作品比较。读到好诗我会悉心学习，汲取我所需的营养，读到不好的诗我也不会嗤之以鼻。每首诗都是诗人的劳动，对劳动的尊重是每个人应有的品德。

      编辑不可能没有作家朋友，但一个好编辑的作家朋友基本都是出色的作家，所以有人说编辑只编发朋友的稿子，这种论断基本是盲人摸象。我的经验恰恰告诉我，越是好朋友的稿子要求越严格。我每每把我的稿子给一些杂志的编辑朋友时，都要说上一句：“可用便用，不好，弃之便是。”至少也要附上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

      编辑有编辑的操守，与推杯换盏时的哥们间交流不能等同。没见过哪个编辑拿自己的职业、声誉当鼻涕乱甩。

      我是编辑时，只看稿子，不看“英雄出处”。我写诗时，不会考虑这首诗给哪个编辑。我也写过“命题作文”，但我基本不把“命题作文”当作自己的作品。

      编诗和写诗同样有苦乐，我希望编诗多一些乐，写诗多一些苦。“苦其心志”时，方能“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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