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节：诗歌对社会流动性的抵挡趋势

苗洪：漫谈诗歌对中国客观社会流动性的抵挡趋势

    

  

      诗歌作为一种用丰富新奇的想象和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分行排列与精炼优美的语言，高度概括歌唱生活、抒发感情的文学体裁，本应该在高度概括的空军里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普遍意义，但是，由于社会诸多价值观念及价值对象的改变，目前的中国诗歌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分析研究形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诗歌流派意识的崛起，二是诗歌语言的隐晦意识，三是文化消费品的消费主权时代。这几种元素都直接导致着诗歌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意识。

一，我们首先谈谈诗歌流派意识的崛起状况。为什么中国诗人的意向追求会导致对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呢？因为诗歌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载体，在长时期的演变过程中，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流派意识建立起来的诗歌流派，实际上是对诗歌整体属性的意义分割。文学群体的兴起，区域性作家的凝集，流派之间的抗衡，本身就是对诗歌环境的割裂。不同的流派那里，不仅以仅仅代表着自己创作风格，创作主题及意识流概念的状态出发，还形成着无数个支流，子派出现在诗歌领域的各个角落。流派意识的盛行并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垄断效果，相反摧毁着诗歌文化的整体性。

    派别意识形成着对社会客观反映的不同结论及其不同层次的领悟结构。派系意识的延伸，是诗人无法互相接纳取长补短的瓶颈制约元素。诗人之间本身的互不接纳状态，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起到诗歌本身的文化作用及文学意义。我们并不否认流派的概念，但实际上中国诗歌的流派组合没有一个以代表国际水准的诗歌流派走向世界。所有的中国诗歌创作行为其实都是在走着一条向国际接轨的道路，而没有让中国的诗歌成为国际接轨的支撑。不能够在一个统一意识的局面下形成中国诗歌创作的共识，是制约中国诗歌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流派的诞生，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目的意义，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流派的生存意义。他们把对流派的坚守视为唯一的目标。因此，流派之间的排斥与脱轨心态，从根本上阻挠着中国诗歌前进与发展的进程与现实主义的严重脱节。因此，派别意识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无形间扩张着诗歌语境的模糊意义。比如说，在某一个流派中，孙悟空等艺术形象的借用是为了突出正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但在另一种流派当中可能就是无政府主义的集中体现。

    再就是诗歌语言的隐晦意识直接导致着诗歌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趋势。诗歌语言的隐晦意识也可以认为是中国诗歌流派意识下萌生的同根不同属的产物。中国诗歌理论的研究领域的焦点也只是限制于对成就的总结。或许也会探讨其中的失败因素，但实际上这种探讨也只是在创作环境的客观因素上。为什么不去审视一下诗歌队伍本身的主观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否定自己的接口，所以不敢去从实质上去解剖自己的创作行为与创作的过程。水平是一个模糊概念，本身就决定淡化着标准意识的界限。水平只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基础，但能够创作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则是一个全方位的体现。但是，流派意识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创作的整体环境所导致，因为流派可以随心所欲的在自己的创作领域里形成自己的，隐晦性的语言来替代对社会的客观描述。

      二，在隐晦与隐讳的语言系统中，对客观世界的展示必然是一个变焦的情形。如鹰之在去年发表的《楔子》一诗，就是处于一个隐晦的状态之下，切割着英雄主义的光环与行为指导意识的缺损——一“一群蛾子在攻击，灯泡被撞得哐哐响——，它们在用身体阻挡着，不断从灯泡射出的光线。它们硕大的影子，在雪白的墙壁上交替播放，像白垩纪的一头头巨兽。”在鹰之的笔下，光明与黑暗是同一平面的对立统一。

    《楔子》

一群蛾子在攻击

灯泡被撞得哐哐响——

它们在用身体阻挡着

不断从灯泡射出的光线

它们硕大的影子

在雪白的墙壁上交替播放

像白垩纪的一头头巨兽

    “它们就是黄继光”

    我轻易就为它们找到了一顶冠冕

  但此刻，我却无法形容

  那些在我皮肤下工作的人

  它们正抬着1.73米长的一个圆柱体

  向着一个黑洞飞奔

  但那里没有光，没有影

  只有等待——

一个不停地泄露着黑暗的缺口

在等待着一枚楔子的楔入

失落了智慧因素的英雄主义实际上只是以简单的肢体行为展示着愚昧无知的且打上探索意识的价值观念。当然，鹰之对这一领域的反映，依然只是限制于光明的呼唤之中，缺乏的是唤醒意识。他在作品中的主要意向不是在争取光明，而是等待光明。整体的作品效果比较消极。鹰之笔下的这个黑洞具有特别重要的无限延伸的扩张意义，因为在他的笔下由黑暗通向光明，只是一个启蒙因子的促进作用，过于理性也过于理想。实际上，这个楔子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只是等级制度的约束或者说是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导致着这一启蒙因素的沉默状态。

      帕男的《砧板和鱼》利用砧板并不是鱼类命运唯一的决定条件这一多义性展示着客观存在的复杂意识与内外联系的辩证关系，揭示着低层群体的被动压迫情形，但是，帕男在语言的结构安排上，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激化的状态，所以最后让读者接受的是一个鱼类自愿牺牲与砧板间的命运结果。被迫接受压迫变成了主动接受压迫，实际上是一种郁闷心态的展示。作家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在作品中以赤裸的语言形态来描述客观真实的心理或者说是行为形态实际上是由两种因素组成，一个是技巧的追求意识，一个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帕男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渗透着现实主义的批评意识，但由于语言的隐晦与隐讳，造成的结果是让读者去猜测他在作品中到底表达着一个什么样的批评主体。

      三，在海子的作品《阿尔的太阳》中表明，则是在一种自身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但是这种唤醒的意识始终没有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作家以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为诗歌的献身精神其实是一种悲剧。他既迷茫于自身价值观念的思考，又迷忙与现实与自己的心理期待脱节的精神状态。海子的诗歌在创作手段上实际上借用的似乎销声匿迹近一个世纪而又在局部诗歌作者那里卷土重来的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方式。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都不够  

朋友更少  

只有一群苦痛的孩子，吞噬着一切  

瘦哥哥凡·高，凡·高啊  

从地下强劲喷出的  

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  

是丝杉和麦田  

还是你自己  

喷出多余的活命的时间  

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以照亮世界  

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的太阳  

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  

把土地烧得旋转  

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葵  

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  

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  

要画就画橄榄收获  

画强暴的一团火  

代替天上的老爷子  

洗净生命  

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  

你就开始点这把火吧  

烧吧  ——《阿尔的太阳》

  

    同时，在海子这篇作品发表30年之后依然有人关注着这篇中的生存危机意识。如果仅从这点去怀念海子尚可理解，但如果继续缅怀着在作品里渗透的意识流元首，则显得匪夷所思了。我们的诗歌创作从什么时候开始拒绝现实主义元素的加入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诗歌依旧在虚无缥缈的意识间徘徊，那么无形间就失去了现实主义批判的意义。另外，而信息碎片化时代的来临直接导致读者通过网络传媒了解阅读更多的诗歌信息信息，但却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让自己了解的东西成为瞬间即逝的流程状态。这也是促使诗歌创作语言虚化的主要因素。同时，诗人的创作基本上几乎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他实际上是一种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创作行为完全不同。

  

      第三则是文化消费品的消费主权时代对中国客观社会的抵挡。当诗歌成为一种消费品，就在实质上意味着诗歌首先为消费者服务的属性。经济利益与经济杠杆在作家的诗歌创作过程中所占据的比例实际上大于着社会效益的存在。这就是说，诗歌作者必须抛开对社会的描述意识转为更直接的反映个体意志的创作模式中。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展示读者所需要的的那个诗歌意境上完成创作诗歌的任务。作家的良心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遭到谴责，但是这种谴责的威力远不如作家本身生存的危机感更大。因为作家首先要通过一定的经济杠杆来实现作品的市场意义以及传播意义。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社会的主流创作意识直接转变为微观的甚至是具有个体定制意义的诗歌作品。就如本是一次高雅明朗享受的星光大道，却非要喝上一口BTHLZ一样。在这么一种诗歌消费主权时代的情形之下，一个诗人不去反映社会还不算最坏的结果，但倘若为了所谓的生存去一味迎合违背良心的诋毁或歌颂意识，最终导致的是诗歌本身走向衰亡。因为我们把价值观念的体现理解为必须有一个终端体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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