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奇怪的潘老头

大年初二，我睡了一个自然醒。爬起来，我先给口腔和脸作了一个简单的卫生，再把冰箱里的半碗冷汤圆丢进微波炉里烤了个火，把它们匆匆倒进了肚子里之后，出了门。

        我要去绵绵奶奶家。几天前，我没去参加韩英的婚礼。我虽然心地比较善良，心眼儿也比较实在，但要我去祝福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女人和一个横刀夺爱的男人，我还做不到这样的高风亮节。那天她请我的真正目的，是想继续把绵绵丢给我们，不拖着她，喊我，只是一个带口，这个，我心里明镜似的。第二天我就发了条信息给她，说腊月二十九家里有安排，并祝她新婚快乐，旅途愉快。正当我烦闷地思考怎么熬过这个春节的时候，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接到绵绵爷爷的电话，通知我初二过去吃饭，一来过节团年，二来是伯父从上海回来了，去见个面。如果起来得早，初一还可以和他们一道去翠屏山给爷爷奶奶挂纸（上坟）。我说初一可能起来不了，初二过来。电话里我顺便和儿子聊了一会儿，绵绵的兴致不高，像我回答他爷爷一样一问一答，没有一句多话，问他最喜欢啥子？他说是妈妈接他去玩。又问他除了这个还喜欢啥子？他又说了一种让我更加郁闷的东西。第二天，我跑遍了江州所有的商城，终于在一家不起眼的儿童玩具专卖店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那一刹那，万分激动的我既想到了球场上的绿草皮，还想马上给韩英去个电话，告诉她这玩意儿并不是只能在省城才能买到。

        父母家并不太远，我蹬着“脚踏车”，提着一个大大的袋子，缓步而去。袋子里挤着的除了我给儿子的礼物，还有买给父母和伯父的东西。

        大街上，节日的氛围武装到了每一颗行道树，它们披着彩灯，挑着灯笼，高高的枝干上绑着一根彩绳，绳子的另一头牵在对面一棵树的手上，一幅幅标语和彩旗绷在绳子中间。这些节日里的树让我想起平日里流动在大街上的老太婆，她们衣着红妆，打着腰鼓，走着方阵，举着某商场或食店开业大喜的牌子。以前，居委会来动员过院子里那些老太婆，没人响应，相比之下，她们还是喜欢搓麻和操心院子里的那些事。不仅行道树，路灯和一些显眼的高墙也分配了一些应景的工作。电视新闻里说，从外地运来的各式菊花正以展览的名义在江州广场齐聚团年，竞相开放。江州公园里的花灯节也在紧锣密鼓，即将对游人开放。

        一路上，烟花爆竹的碎片满地都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大年三十晚上集体献身的，热烈的呐喊和绚丽的舞姿化作了缕缕青烟，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痕迹还没有飘散。那晚，我独自蜷缩在沙发上昏昏欲睡，春节晚会没有什么节目能让我的表情发生明显的变化。路边，还有零星的摊点在继续兜售。花花绿绿的烟火，红红的气球，不时被路过的小孩子领走。

        企盼过年，是孩子们的事情，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翻过了一年，代表着又老去了一岁，心头巴不得时间能打个盹，多休息几天再走。小时候过年，农村人喜欢往城里跑，称之为“上街”，特别是大年初一，骤增的行人一下把个江州小城变成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遍布马路和小巷的行人，就是林中的蚂蚁大军。我这个城里娃喜欢去农村奶奶家。放了寒假，提前赶完作业，便可央求母亲给我一角钱，自己到河坝码头买票坐打屁船（机动船）去长江对面。爬上一段土坡，翻过一道山梁，山脚下奶奶的土屋便隐约可见了。跟在伯父家三个堂兄的屁股后面，可以挖曲蟮钓鱼，偷树上的桔子，买土鞭炮炸包白菜，挤在人堆里看爆玉米花儿，追撵着乡里的戏班子看表演大头和尚戏狮子，甚至麻起胆子演心惊胆战地偷看大娃儿趁狗绞肠（交配）时打狗。在我和堂兄们跑掉之前，奶奶总要泡一碗红糖米米儿水给我，嘱咐在一边咽着口水的堂兄们把我带好。大年初一，一大家人起了床，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扫地，堂兄们穿着新崭崭的衣服和布鞋，衣兜里揣着满心的喜欢和两毛压岁钱，我自然也和他们的喜欢一样。奶奶和伯娘在热气腾腾的柴灶前包汤圆。汤圆下了锅，浮起来的时候，就随着舀瓢进了一个个碗里，又被筷子搬运到我们的嘴里。我年龄最小，但我碗里的汤圆最多，吃到后来，常常还剩大半。因为一些汤圆包进了硬币，奶奶和伯娘舀汤圆的时候，特意开小灶，给我多加了两瓢。

        一年复一年，似乎转眼之间，几十年的光阴涤荡而过。年还在年年过，它每年光临这个小城一次，从不迟到，也不早到，按时给小城披上盛装。然而，这小城早已物是人非。

        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步行，当我把梧桐路甩在脑后，又过了一个街口，万海路便踩在了脚下。陷在一堆挨挨挤挤的楼房后面的，有父母的家。就在前方不远处马路的对面，一段白色地砖从一条小巷内铺出来，如同汇入了长江的溪流，那溪流的发源地，就是原罐头厂职工搬迁宿舍。

        来到了溪流的对面，我正要伺机横穿马路，马路上的车流却忽然冻住了，最前面是一辆大卡车，横在我的眼前。大卡车不仅挡住了我，还挡住了屁股后面的一串串车，一下子，后面车队不满的催促声响成一团。但无论后面的声音有多大，卡车司机都不敢动，因为他的车头下面站着一瘦小的老头，那老头佝偻着，颤颤巍巍的，仿佛一阵风来就能把他吹走。

        刚才都没人，这老头是从哪里漂出来的？不要命了？我的心一紧。远离是非的胆小的本能提醒双腿赶紧离开，于是我转身朝前，试图从车头绕过去。

        走到马路中间，卡车司机的愤怒已从驾驶室的窗口重重地泼出来，溅到了我的耳朵里。只顾赶路的我不由脖子一缩，司机嘴里的浑水并没有停止奔流的意思，我忍不住抬头看了看那老头，老头儿倒像没听见似的，背对我耷拉着脑袋，像找着什么。快要从他身边走过时，那老头慢慢转过身来，我看见了棉帽下面那张神情木讷的脸，不由一怔，这不是潘驼背的父亲吗？再定睛一看，真是。

        我说潘叔你找啥子？潘老头充耳不闻。

        我又说马路上太危险了，潘叔您赶紧让一边去。老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又垂落到地上。

        见我和老头说话，司机收了口。说这位老师麻烦你把他扶一边去，这大过年的，我可不想摊上这位老辈子。

        我伸出一只手，架住潘老头的胳膊，把他往边上带，我感觉老头的胳膊执拗了一下，还是顺着我的牵引回到了马路边。搬开了这块阻路石，车流又顺畅的流动起来，几个站在路边看热闹的行人也索然走开。

        我松了手，说潘叔你是回家还是去哪里？要是回家我和您一路。潘老头转过脸，依然不回答，脸色如同北极的冰山一样僵冷。我看了看四周，没一个熟人，更没见老头的家人，只得无趣地离开。

        到了宿舍楼前，在狭窄的坝子里终于看见几个熟悉的面孔，她们都是和父母一样的退休“老罐头”，见了我，一个说，嗬！华子回家过年啊，买这么多东西。另一个说，快点回去，你妈肯定又在弄好吃的哟。我朝她们点头微笑，算是回答。进了楼道，我的耳朵告诉我她们已经把话题转向了我，有人说，老柳家的华子有出息，别个在大企业三多集团坐办公室，我屋那个死猴儿不争气，回来从来都是打甩手。又有人说，柳家的媳妇还要能干些，是银行当官的。还有人接着问，哎，啷个没看到他媳妇一路？踩着她们的碎语闲言，我爬上了楼梯。

        上了九楼，气喘吁吁的我歇了歇，然后抬手让门铃发出了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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