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节：写诗是一种高贵的苦难体验

写诗是一种高贵的苦难体验

  

        我们第一次把诗人写诗的行为是一种高贵的苦难体验，同时也是一种高贵的流浪，同时又是一种颓废的贵族行为。无论是远古时代的李白，白居易，屈原，苏东坡，还是现代的朱零，刘年与帕男，他们都有着流浪与流放的经历。但是，对于这些诗人的流浪属性，我们只是给予其价值的肯定，仅仅只是与诗人精神或人格有关方面的修行或修身之说。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出的质疑或问题是，诗人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修行与修身有什么关系？原来这种认定的结论基础仅仅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诗人潜意识当中那个所谓的分裂人格及其精神裂变的概念。并且几乎是在所有的诗歌理论家那里，流浪，流放，精神分裂，人格异常都被当成诗人最具影响力或者说名誉的标志。包括翟永明在内的国际著名女诗人，都以自己的诗歌与精神创伤或者说精神病有关才成为伟大的诗人。可以说，在中国诗歌理论家那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无疯不诗。

  

      我们承认诗人精神方面的某种程度的分裂可以使他们的思想或诗歌创作充满着探索甚至于是一种有可能的对于现实的背叛行为。  实际上，有时侯诗人夸张的文字应该是我们定义其精神异常的根据。刘年说过，我写诗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都会静下来。这种夸张式的语言按照最起码的修辞逻辑推理，都不是狂妄的反映。鲁迅的燕山雪花大如席，雷平阳的世界是一个作案现场，帕男的画马等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浪漫主义书写原则的体现，应该没有什么精神创伤的因素体现在其中。在我们这篇关于写诗是一种高贵的苦难体验中，我们所强调的只是流浪与流放或者说生存的艰难困苦等因素給于了他们写作思考上的某些启发或启迪而已。如果你一定要在流浪与流放与写诗之间的必然性应该是一种错误。因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流浪者的足迹和身影，但是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哪个流浪者真正写过诗歌。

  

    三毛与撒哈拉大沙漠的生活经历在今天被理论上定义为一个诗人最伟大的流浪体验并且成为流浪与诗歌艺术的最高标志。但是，这种所谓的流浪其实是不包括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因素在内的流浪，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场平常人没有能力完成的旅行而已。就是在今天，中国又有哪个诗人有钱到撒哈拉大沙漠流浪并且生活？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去随意性定义的范畴或区域。如果有谁为了成为三毛式的诗人而去大沙漠流浪生活体验，那才是真正的愚蠢或荒谬。所以，我们中国的诗歌理论工作者们給中国的诗歌理论制造了许多并不科学的伪理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不能理解的另一种现象就是，一个诗人从思考到构思某首诗歌的主题然后再书写形成文本，其实是一个具有明确意识的行为与逻辑思维逻辑推理的行为，何以以疯而定义？还有些诗人以自称怪，疯为号，当然，这同样不能证明这是一种精神病的行为过程。

  

  而实际问题在于，有许多诗人的人格根据他成长与创作的作品主题思考来看，他们并不存在任何方面的精神变样。尤其是许多具有政治色彩的诗人，他们总能够根据政治体制与价值信仰的宣传需要而根据官方指示，创作出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诗歌作品。在我国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的诗歌，被明确的定于为超现实浪漫主义。尽管我们有时侯并不承认这中间诗歌的文学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又坚持认定这个时期的时代体现了诗人的某种程度的精神价值与关于自由与创作自由的呐喊。这种前后矛盾的结论实际上是我们早就该提出否定的结论。既然诗人创作的那些诗歌毫无意义也毫无文学价值，又何来诗人的价值存在？因此，许多来自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批评的错位定义一直是困扰我们中国诗歌创作的根本桎梏。

  

      这个时期的诗人，包括艾青，郭沫若，老舍，李瑛，他们都是从解放前走过来的跨越时代的诗人。并且，有许多从解放前走来的诗人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依然从事着诗歌的创作。在关于这些诗人的评价与评论中，我们几乎无法寻找到他们精神裂变或分裂的痕迹。他们仅仅只是从事着动机与意图非常简单扼要的关于意识形态或主流思想的诗歌创作。或许这种创作行为在这些诗人的潜意识当中仅仅只是一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力量所导致，或许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违背自我的诗歌创作。同时也可以说是自然写作流派。

  

    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诗歌理论家们又为那些没有过流浪与流放经历的诗人定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心灵的流浪或灵魂的流放。实际上这种定义也是不攻自破的东西。根据意识与行为的逻辑性，首先要有肢体的流浪然后才能产生着那些关于心灵的流浪或灵魂的流放的精神效应或思想效应。因此，我们今天的论文应该说是一篇在逻辑上或者说论证方面比较复杂的一篇文章。

  

  首先，我们在文章里对于诗人的理解是，有些诗人曾经有过流浪或流放的经历，而其中更多的诗人并没有经历过所谓流浪或流放的体验。并且在具有流浪体验或流浪经历的诗人当中，又可以划分出好几个类别。一是为了生存的流浪与流放。我们本文中提及的刘年，帕男，朱零等，他们的流浪原因既有生存的因素，也有求学求艺或者说上一辈的原因。而对于苏东坡，海瑞等诗人来说，政治性是他们的流浪基础。实际上，在他们流浪之前就已经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而真正进入流浪与流放的状态后，基本上中止了诗歌的创作；而对于比较典型的屈原而言，爱国主义的坚持不渝却是使他屡屡流放的根本原因；三毛则是为了某种寻求精神家园而流浪，实际上并没有创作出许多传世之作，曹雪芹只是一种对于世俗的反叛及其爱情的非理性失败而最后导致的出走，而实际上这中间并不存在生存或政治冲击的流放；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无论是一个诗人的流放与流放最初都是为了某一个明确的目的，最终都是以写诗证明流浪，而不是以流浪证明诗歌，也不是以精神的流放而证明诗歌的价值。因此，写诗其实是一种最高贵的苦难体验，他是一个诗人名义最至高无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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